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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为，“萍”是个十分美丽的名字，又好写又好看，还好听。可是，当我回忆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却赫然发现——我的命运，就是萍的命运，一生漂泊着的萍的命运。从江苏到安徽，从安徽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每个地方都濒临长江，我一时逆流而上，一时顺流而下，直到人生的“上游”。这不得不让我相信，我命中注定离不开水，离不开漂泊。

这让我想起刘德华的一首歌《我和我追逐的梦》，其中有几句歌词特别打动我——漂流已久/在每个港口只能稍作停留/喜怒和欢乐都不能由我……

这首歌有点感伤，却十分符合我的心境。如今，我漂泊到了武汉，这个我一无所知的地方，会是我最后的栖息地吗？我是否还会继续漂泊？一切都是未知数。而我最大的优点是，无论漂流到哪里，都能立即生根发芽。一棵无根的萍草，能够逆流而上已经十分不易，如要生根发芽，不仅需要合适的水温和环境，更需要坚韧的毅力。我相信：毅力，能让河流扑进大海，能让水滴穿过顽石，能让人拧弯命运。

到了武汉，新的工作和生活开始了。可我并不喜欢这座城市，它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世俗、脏乱、野蛮。除了我喜爱的工作和同事，除了单位门口那一排苍翠遒劲的梧桐树，除了一公里外那一大片碧波荡漾的东湖，其它的，什么也吸引不了我。但我必须耐心坚持下去，因为这份来之不易的职业和机会。

5月中旬，随着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的播出，一个期刊界的奇闻传遍全国——一个小学毕业生、采石女、打工妹，摇身一变成了著名期刊的编辑、记者！在中国期刊界，这是前所未有的。随之，我成了所谓的“名人”，全国无数的信件向我飞来，有同行向我约稿，有杂志和电视台约我采访，更多的则是普通观众对我人生经历的赞叹和钦佩，也有来自“草根”们的倾诉和求助。

可这不仅没有让我沾沾自喜，反而感到惶恐不安——我刚到《知音》，还没打开局面，如此“盛名”对我来说是个障碍。万一我不能胜任编辑记者的工作，从《知音》落荒而逃，从山巅滚落谷底——我将有何颜面伫立于世？我有自知之明。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并无区别，只是又登上了一级台阶。编辑和记者的标签并不会使我在瞬间脱胎换骨，在外界耀眼的光环下，我自认为还是那个脚后跟沾着泥巴的村姑。当务之急，我要在《知音》站稳脚跟。

到了《知音》才知道，我面临的挑战比我的想象要严峻得多。《知音》编辑至少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硕士研究生更不在少数。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工作经验，我都一片空白。我以前只是写作，不会编辑，也没有作者，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试用期只有三个月，我必须在这三个月里，突破自己。

刚来时，单位一时没有合适的宿舍安排给我，因为我在所有员工里，是唯一的外地人。于是，单位斜对面的一家“建材招待所”成了我的临时宿舍，单位善解人意地帮我付了三个月房费。那时单位没有食堂，我的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在附近的小吃摊上解决。武汉的饮食受湖南和四川的影响，有点偏咸和辣，还非常油腻。我也许天性是个随遇而安的命，很快便习惯了吃又干又硬的武汉著名小吃热干面，在脏兮兮的街头小摊上吃3.5元一碗的三鲜粉或牛肉面。

我每天早晨七点钟便起床，洗漱完毕，到楼下吃早点。然后走上两分钟的路，便到了知音大厦。单位规定8点钟上班，以签到为准。中午11：40下班，下午2：30上班。考勤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所以，《知音》杂志社严格的管理体系在期刊界有口皆碑，经常会有一些兄弟单位慕名前来取经。

在三楼的大办公室里，已经安排了我的办公桌。位置十分理想，对面就是高高的梧桐树。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每年都以对面的一幢大楼为标准，目测梧桐每年又长高了多少。我刚进《知音》上班的时候，从我的座位处，刚好可以看到梧桐树的树梢与对面招待所的房顶平齐。过了一年，它们就超过了招待所的房顶。我看着它们快速而欣喜地成长着，它们也看着我辛勤地工作着。

那时单位还没配电脑，所有的稿件在修改后，都必须抄写一遍，如果主任修改过了，还必须再抄写一遍，这样才能方便主编阅读。有些编辑自己抄不过来，就花钱请一些大学生、退休老师抄写，两块钱一千字。那些年，《知音》编辑们不知为多少勤工俭学的武汉大学生们提供了轻而易举挣钱的好机会。

第一个月，我一篇稿子都没有。编辑部主任关前（现为《知音·海外版》执行副总编）指点我，先把《知音》往年的合订本猛读一遍，充分了解《知音》的栏目、风格、要求，以及了解哪些稿件我们已经发表过，以免犯重复编辑同一稿件的低级错误。

于是，我找陈清贫借了近三年的《知音》合订本，一篇篇认真啃读。其实，我在上海时，基本上每期必买《知音》，都是读过了的。但现在的读跟以往的读不一样了，以往读是新奇，现在读是研究。一边研究一边做笔记。同时，我买来大量的哲学论著、文学名著慢慢地“消化”。这些，会有助于我将文章编辑得有分量、有深度。

第一个月，我基本上是在阅读和帮同事抄写稿件中度过的。帮同事抄写稿件有个好处，就是学习别人怎么修改文章，包括引言、小标题和编后的制作等等。这是最简单的“偷师学艺”了。

万事开头难，开头真难。

第二个月，编辑部主任关前带我出了趟差，到我熟悉的上海与南京走了一趟。关老师给我介绍了不少他的作者给我认识，我见了不少人，逢人就谦恭地喊老师，就谈选题。也有两个作者答应给我稿子。可惜，一趟差回来，我依然没拿到一篇稿子。后来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放心把稿子交给我这个新编辑的，怕我糟蹋、浪费了他们的稿子。

有一次，我打长途电话给上海一位在《知音》上发表过不少文章的某老师，向他约稿。某老师先不谈稿子的事情，却婉转地问我：“小赵啊，听说你学历不高啊，能到《知音》做编辑不容易吧？”我马上谦虚地说：“这都是《知音》给我的机会。”某老师话锋一转，“你以前从来没做过编辑的工作，你会编辑稿子吗？会做引文吗？会做小标题吗？”

这时，我依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快，这种问题，我虽然听得不多，但有如此疑问的人一定不少。我说：“任何人都不是天生什么都会的，只要肯学，就没什么学不会的啊！”这个时候，我明显听到电话里传来一声轻笑，那笑与一般的笑不一样，是带着鼻音的、短促的、气声似的“哼”，是那种让人一听就知道是不屑和轻蔑的冷笑。“《知音》这样下去，能办得好吗？”某老师像是自言自语说出了这句话。如果真是他自言自语就好了，偏偏让我听到了。我的脸“刷”地红了，我抑着气说：“某老师，你忙吧，不打扰了。”我正准备放下电话，某老师的话又传了过来：“小赵啊，我跟你们那里的几个编辑都很熟，他们老缠着我要稿子，你嘛，我就无能为力了……”我说“谢谢，不用了”，迅速挂掉了电话，我怕自己没出息的眼泪会掉下来了。

难怪我刚来时，关老师就对我说：“好多人都看着你呢，你一定要好好干。”原来不仅同事看着我，连作者也看着我呢，也许想看看一个小学生编辑是如何出洋相的吧。前所未有的压力，当顶压来。

而且，每天从全国各地飞来的来信和来电更加重了我的心理压力，现在不仅是少数的几个人在看着我，而是全国人都在看着我了。如果我几个月后因工作无法展开而被《知音》辞退，我颜面何在？后路何在？

深夜无眠。我咬牙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挺住！你没有退路！你自己的脑袋只有靠自己的肩膀扛！这个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唯一能够拯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第三个月，我单独出差去了北京，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北京，两眼一抹黑。我根本不知道去北京该住在哪里，单位那时规定的报销标准是每天住宿150元。在北京，这是住招待所的价格了！我到处打听，最后打听到北京宣武区白纸坊东街《经济日报》社招待所，有120元一间的标准间。北京，对一个陌生人来说太大了，大得感觉自己像只蚂蚁，每天只能在北京很小的一个角落里爬来爬去，还一事无成。

我是奔着北京几位和我同时参加过香港和泰国的笔会的作者们去的。我们在海外又是亲密合影，又是谈笑风生，还约定我以后有机会去了北京，他们请我吃饭什么的。但是，我到北京之后，打了那么多电话，有些人不是说忙，就是说手头没有稿子，不好意思……只有严欣久老师（其父是著名作家、散文家、著名儿童文学家严文井）给我介绍了十多位北京的写手。至今还记得，那位可以做我妈妈的严老师，在电话里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一个个作者的电话，联系地址等等，还亲自帮我一个个打电话跟作者先通了气。虽然严欣久老师也没有给我写过稿，但她的热情帮助我至今难忘。有些人，虽然只是泛泛之交，但他/她也许会让你铭记一辈子。这就是人格的魅力！

因为没有经验，尽管我频频出差，依然没有收获。有时组回一堆稿子，到报选题时，才发现这些题材都不痛不痒，新闻性、时效性、故事性都不强，跟其他同事的题材比起来，简直是一堆垃圾。三个月眼看就要过去，我焦头烂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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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曾在一本书上读到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珍贵的勇气，是相信奇迹！这句名言当时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一直都相信我的生命中存有各种各样的奇迹，它是仁慈的上帝送给我的礼物，它将在适当的时机从天而降砸中我。所以，不管人生处于怎样的低谷甚至绝境，我从未退缩。

到《知音》第二个月，我即借出差之机，回了一趟上海。川看到我，眼角眉梢都是欣喜。他得知我要回来，把家里打扫干净，还特意买了很多菜。这份久违的温馨真的让我非常感动。原来，适当的分别，竟然可以调剂夫妻感情。

川问我工作是否顺利，我说不太顺利，压力很大，竞争很激烈。虽然领导总是宽慰我说，有个熟悉的过程，但我还是觉得非常难过，甚至怀疑自己这条路是不是选择错了。川一个劲地安慰我：“没事的，如果你不喜欢那里，回来就是了，我们那么艰苦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还会被饿死吗？”他的话让我一阵欣慰，但反而对他的宽厚感到愧疚。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折腾着我们平静的生活，想要改变生活现状，他却一直宽容着我的折腾。

川从来不会说甜言蜜语，但这次我回来后，他破天荒地说了很多心里话。晚上，他把我搂在臂弯里，絮絮叨叨地说：“你走了，我真的很想你，以前你在莘庄的时候，我还不怎么想你，因为我们每个周末都能见面。但现在一下子距离几百公里，感觉天涯海角一样，我真的担心你以后会不回来了。我的一些同事和练健美的朋友都说，你怎么能让你老婆去外地工作呢？以后的事情都说不准的……”

我理解他患得患失的心情。可是，谁能理解我想要做一份事业的心情呢！对我来说，这份工作也许就是我人生的一个顶峰了，我不能轻易放弃！我说：“我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想就这么放弃。在未来三年内，我一定要在知音站稳脚跟！说不定以后你还会跟我去武汉生活呢。”

“上海这么好，我去武汉干什么呢？我就希望你以后还能回来。”他喃喃地说。我无法再说什么，我们之间已经不需要承诺，只需要支持和理解。

如今想来，“先死而后生”这句话是多么深刻！如果没有先抑的苦闷，何来后扬的狂喜？

第四个月，我到安徽出差，那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我希望在那里会有所收获。果然，故乡没有使我失望。回去后，我相继找到了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张国军法官、芜湖市文联副主席王永祥老师，经他们介绍，我又认识了在芜湖***工作的王昌银老师。这三位老师果真十分支持我这个小老乡的编辑工作，为我提供了不少素材。其中，王昌银老师手头刚好有一个新写的案子，凭直觉，我认为这个题材不错。果然，就是这个发生在我家乡的案子，打开了我的编辑生涯的第一炮。

对编辑来说，组稿好比买菜，菜买回后，如何加工成一道道风味独特的美味佳肴却非易事。编辑出一篇好文章，不仅大标题要出彩，小标题要凝练，编后要深刻，更重要的是如何提炼出新颖不俗的主题。这对我来说，都需刻苦学习。好在，《知音》的领导们都很敬业而随和。

同样出身于农村的雷总编对我厚爱有加。每当稿子到了三审时，他发现某个稿子编辑没到位，他都会把编辑轮流叫进他的办公室，耐心细致地为编辑讲解分析这篇稿子的重点在哪里，该如何提炼主题。有好几次，当我自责稿子编辑不到位时，雷总编总会这样鼓励我：“小赵，你能走到今天十分不容易，我们都相信你会做个好编辑的，我们当初讨论是否录用你的时候，也正是看中你身上那种能吃苦的精神和你的聪明才智，只要你能下苦功，相信你会做得更好的。”谆谆教诲如同春风拂面，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每期定稿后，胡社长和雷总编都会给编辑们开编后会，评价每篇稿子的优劣与得失，发出来的稿子它好在哪里，没发出来的稿子缺陷在哪里。通过一一点评，使编辑们对稿件的把握与主题的提炼的水平大大提高，这也是《知音》特色之一，这个特色，延续至今。而我，更如海绵吸水，认真地记下社长和总编的每句点评，对我来说，这是拿钱也买不到的宝贵知识。

万事开头难，一旦开了头，便开始顺风顺水。自从打响第一炮之后，我每月都能顺利完成版面任务。那时，最痛苦的事莫过于誊抄稿件。每个月，我至少交五篇稿子，每篇稿子约六千字左右，至少要誊写三万多字。有时反复修改，就必须反复誊写。在每月编稿期间，我从没在午夜12点之前睡过觉。

从第三个月开始，我和几个同期招聘来的同事搬进了水果湖刘家湾宿舍。那是单位租的一套民宅，共三层，一二楼住着男同事，我和另两位女同事住三楼。那套房子掩藏在几栋高楼之间，夏天闷热难当，冬天阴冷潮湿，木门因受潮变形都很难关上，厨房里蟑螂和老鼠横行，锈迹斑斑的自来水管里常常爬出一团团令人毛骨悚然的红色线虫……

夏天的武汉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火炉”，可就在这样的火炉里，我竟然没钱买空调和电扇，也没钱买床。那时候，我在上海打工攒的一点钱早已在两次的飞行和这几个月的生活费中花掉了。加上开头几期没发稿，我已入不敷出。在我花150元钱买了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后，我已身无分文。幸亏陈清贫把他家闲置的一只行军床借给了我，美术编辑段志华老师把家里闲置的一台窗式空调借给了，我到武汉之后的第一个简陋小家就这样拼凑了起来。

这间房子的环境实在糟糕。因为楼下开着小餐馆，更是乐坏了一堆硕鼠。白天，那些一尺来长的硕鼠们就大摇大摆地在楼房间穿行，抢食物，抢地盘，打架斗殴，不亦乐乎。而夜晚，这些家伙就更猖獗了。有一天晚上，我正伏案编稿，不知不觉到了深夜，楼下的餐馆早已打烊，周围的居民都进入了梦乡，一片寂静，这时正是编稿的好时光。我正奋笔疾书着，忽然听到背后有小小的喷嚏声，我下意识地回头一看，天！一只比小猫小不了多少的大硕鼠正趴在门口目光炯炯地瞪着我呢！我与它对视了好几秒，它居然一点都没把我放在眼里，不跑不躲，不惊不怕。我先是害怕，接着生气了，人人都说胆小如鼠，可这个家伙居然没把人放在眼里，它一定是想到我的房间里乘凉呢。我迅疾地站起来，顺手抄起床头的一根木棍（这是平时放在床头以防不测的），可它一转身，“嗖”地从离地有七八公分高的房门底下窜了出去。只剩下惊魂未定的我，兀自握着棍子，半天回不过神来。不过，作为一个农村人，对生活要求都极低。何况，比起当年我在上海租住厨房，遭遇大蛇惊吓和漏雨之苦，这里可算天堂。

尽管囊中羞涩，生活还是要继续。我向陈清贫借了700元钱，买了一只数字BB机，这是工作必须的。之后，我又买了一只小煤气灶和一些油盐酱醋，电饭锅是从上海带来的。晚上，下班回来时，顺便从菜场带点菜，炒一个菜，做一个汤，一碗米饭，足以果腹。有时，一碗面条，一盆炒青菜，或者是一个番茄炒鸡蛋，也可以吃得很惬意。有时候，寒酸简单的日子，也可以过得幽雅而精致，知足与否，主要看心情。再说，经历了过去的种种艰难困苦，能够做着心仪的工作，我已十分满足。

武汉的夏天真热啊！虽然有台窗式空调，但制冷效果并不太好，为了降温，我每天下班回家就用凉水冲地，这样屋内很快就会凉下来。最麻烦的是洗澡，因为没有热水器，夏天，我经常用冷水冲凉，谁知一开始洗成了“热伤风”，鼻塞高烧打寒战，难受之极。但渐渐地便锻炼出体能了，整个夏天，我一直用凉水洗头洗澡，却也很少伤风感冒。但进入10月底，凉水冲到身上已然刺骨，只能另想办法。

我去买了两只开水瓶，加上同事的两只，四只开水瓶灌满开水，在卫生间用盆子冲洗，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我的同事后来也仿效我。洗澡问题解决了，最难解决的问题是晒被子。那是个终年不见阳光的屋子，冬天时的被子永远潮湿冰冷，尤其是垫在床单下面的那一床被子，久而久之，睡在一团湿被中的我，开始腰酸背疼，关节酸痛。这样的日子，一过两年。

刘家湾离单位大约三四公里，却没有一条直接到达的公交线路，快走也得50分钟才能到单位，冬天时我坚持早起步行，权当锻炼身体。但到了夏天，步行成了受罪，刚走十分钟，便已汗流浃背。有一个月，我发了工资，花170元钱买了一辆女式自行车，从此开始骑车来回。

我很喜欢花，每天下班，会在菜场看到一些卖花的女子，3块钱就可以买一把小雏菊或扶郎花。我常会买一把小雏菊，回来插在玻璃瓶里。等到它们快要枯萎时，我就把它们移植到外面一只闲置的花盆里，每天浇水，这样，插在土中的小雏菊花期可以延长一倍。每天下班回家，看到灰暗的阳台上一盆郁郁葱葱的黄色雏菊，那种朴素的温馨，让人觉得简单的日子也可以过出芬芳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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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知音》后不久，我就经历了一次记者生涯的巨大考验，也是我人生中最刻骨难忘的一次采访——那就是1998年夏天那场百年罕见的大洪灾。那时我刚到杂志社三个多月，7月下旬，我去了安徽出差，7月30日，我从合肥回到了武汉。那时，几乎大半个中国浸泡在浊浪中，其中尤以九省通衢的湖北省洪灾形势最为严峻。《人民日报》甚至用《武汉头顶一缸水》这样的标题来形容武汉的水患之重。

8月1日夜里，湖北省嘉鱼县簰洲湾遭遇溃口，数万百姓一夜之间失去家园。2号上午一上班，杂志社领导便紧急开会，决定成立抗洪采访小组，派遣一批男编辑上抗洪一线抢采新闻，加印《抗洪特刊》，配合全国如火如荼的抗洪救灾行动。

陈清贫第一个报了名，之后又有几名男编辑踊跃报名。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匆匆跑到雷总编办公室，自告奋勇请求去前线采访。可雷总编怎么也不答应，他说为了安全起见，女编辑不必去抗洪一线采访。

“反正我在武汉就一个人，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说。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见雷总编不肯答应，我干脆赖在他办公室不走。最后，大概被我缠得没办法，雷总编和胡社长商量后，还是决定让我加入采访小组，我被派往簰洲湾。

8月3日下午，我随原湖北省妇联主席（现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大国女士一起坐车赶往簰洲湾。蒋主席是去代表省妇联捐款慰问，而我是顺便搭车去一线采访。8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武汉那几天的室外气温高达40多度。在车上，我已感到左侧太阳穴不停地突突跳动，头脑发胀，我预感到大事不妙——偏头痛又要开始发作了！由于走得匆忙，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居然忘记带“救命药”百服宁了。而我因刚刚出差回来，还没好好休息，加上天气过分炎热，所以偏头痛不失时机地发作了。

武汉到簰洲湾约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蒋主席不时和我闲聊几句，她的话在我耳里全都带着回声。在强打精神和蒋主席闲聊的背后，我的偏头痛像暴雨来临前的乌云，一点点加压，一点点沉重。

车到嘉鱼县，当地妇联干部严姐将我领到招待所，让我先休息一下。我心想：这个时候在招待所休息，简直天理不容啊！我坚持要下簰洲湾。严姐说，现在没车了，况且天也快黑了，下去不安全，还是休息一夜，明天再去不迟。“招待所里还住着几位舟桥旅部队的官兵，明天一早，你可以乘他们的车去簰洲湾，怎么样？”听严姐如此一说，我也安心了。况且，此刻我的头痛已经发展成了疾风骤雨，当务之急是要休息好，才能保证第二天的精力。因为头痛，我没吃晚饭便倒头就睡。严姐不放心，还是给我找来了止痛片，我吞了两颗后昏沉沉睡去，夜里感觉浑身燥热，我明白是发烧了。全身无力，只能继续昏睡。

第二天清晨，高烧奇迹般退去。但喉咙有些痛，我用镜子照照喉咙，发现溃烂一片，白的白，红的红，煞是可怕。我去招待所食堂买了一碗稀饭，每喝一口，就像一把刀子从喉咙口刮过，痛得刺心。可是没办法，为了接下来的体力，我必须强迫自己喝下去。

严姐一早赶到招待所，她见我病成这样，劝我在招待所里休息，或是回武汉去医院看病。可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啊，我怎么能当逃兵空手而回？我大把地吞下消炎药，然后整装待发。

湖北舟桥旅部队的一位参谋长就住在我隔壁。一早起来，我就央求他带我去灾区。这位参谋长一脸严肃：“不行！那里太危险，你一个女孩子，不能下去！”

我只能不顾面子地软磨硬破。“如果你们不带我下去，我这回就算白来了，我回去无法向单位交差，求求你们吧！我保证一切行动听指挥。”也许见我可怜，也许见我决心太大，这位参谋长最后还是无奈地点头同意。

那是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悲壮刻骨的一幕：冲锋艇在洪水里突突地行驶着，我穿着橘红色的救生衣，头戴草帽，三名战士满脸肃穆，紧盯着水面，浑浊腥臭的水上漂浮着各种动物的尸体，有些动物的肠子都漂了出来，惨不忍睹。水面上不时掠过一座座房屋的顶，那些十多米高的杨树如今也只剩下一米来高的树梢，有几只大难不死的鸡凄凉地蹲在树梢上。我对战士们说：“我们把鸡救回去吧。”他们摇摇头：“不可以的，它们身上现在沾满了细菌病毒，带回去就是祸害。”那几只可怜的鸡蹲在树上，目送着我们从它们身边掠过，眼神充满哀伤。

冲锋艇开到溃堤的地方时，速度明显减慢，我听到冲锋艇上有一位战士小声地喊起了“杨德林”、“叶华文”的名字，声音低沉哽咽。我问他们在喊谁，他们说：“是我们牺牲的战友的名字，希望他们能听到呼唤，漂浮起来，好把他们带回去……”我浑身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他们……怎么了？”

“1号夜里，簰洲湾险情突发，他们赶来营救群众，没想到半路遭遇溃口，他们和军车一起全被冲进了水里，淹没在了沙土中，再也没有出来……”一个战士小声说。我头皮一麻，眼泪止不住地滚落下来。我实在难以相信这一幕——也许，就在我们的冲锋艇行驶过的水面下，一个年轻的生命已被泥沙掩埋，我们不知道他的故乡在哪里，但从此，他的故乡在这里。

此刻，水面上阳光普照，水面下，英魂缱绻。我情不自禁地望向水底，混浊、肮脏、深不可测，什么也看不到。但我相信，他们真的在这里。

“杨德林、叶华文，你们出来吧，我们带你们回家……”战士们一边小声地喊着战友的名字，一边哭泣。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什么呼唤比这更凄凉刻骨，更让人揪心落泪的了！在我们的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军车的掩埋下，那一个个年轻英俊、生龙活虎的战士已经一去不返！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深情的呼唤，再也不能给心爱的女孩写情书，再也不能回到父母身边享受天伦……在我们的脚边，放着几只长方形的塑料袋，那是准备包裹牺牲的战士们用的。我多么希望它们不能派上用场，又多么希望它们能够派上用场。

更刺痛人心的一幕，是在一辆打捞起来的军车上。那辆侧翻着的军车里灌满泥沙，在驾驶室里，赫然躺着一条未拆封的“红金龙”香烟。一位正在现场的部队领导哽咽着向我介绍：“这是八一建军节那天，上级领导慰问部队时给战士们发的，战士们没舍得抽，说是要圆满完成这次抗洪抢险任务后才抽个痛快，没想到，他们永远也抽不上了……”话音未落，这个铮铮铁汉已经忍不住泪流满面。

现场的一幕幕让我的灵魂一次次地震颤不已，如果不是职业使命，我也许根本不会有机会接受这次灵魂的洗礼。几个小时前，我还为头痛和喉咙痛而“痛不欲生”，可是，在这场悲壮的战斗里，我的这点病痛与那些为抗洪牺牲的官兵比起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生命的伟大与渺小，要看生命的行进与终结方式。生命终结在战场，这是哀痛中的荣耀，也是悲伤中的骄傲。

晚上回到招待所，才发觉喉咙疼痛加剧，揽镜自照，发现咽喉深处一片白点。严姐赶过来看我，她仔细查看了我的喉咙，忽然惊呼：“会不会是白喉？你今天去了灾区，现在灾区病菌繁殖极快，加上你本来已经生病，抵抗力弱，病菌趁虚而入，导致你的病情加重……白喉这种病发起来比较严重，你还是赶紧回武汉的医院治疗吧……”

就这样做逃兵？我使劲摇头。“反正这病死不了人，我一定要完成任务才回去。”我一边说，一边将严姐带来的各种消炎药往嘴巴里塞，严姐吓坏了，说没见过这样吃药的。我开玩笑说：“这么多的药，应该总有一种药会起作用吧！”

谁知，这天夜里，高烧再次袭来，浑身滚烫，我挣扎着下床去卫生间冲凉，差点摔倒在卫生间。

第三天早晨，喉咙依旧剧痛，我还是忍痛去招待所食堂喝了一碗粥。然后去灾区采访灾民。

簰洲湾6岁女童江珊是这次洪灾中的幸运儿，她在那个水怪狰狞、浊浪滔天的恐怖暗夜里，勇敢地爬上一棵大树，紧抱树干整整8个多小时，直到天亮后被营救人员发现，方幸免于难。当我见到这个孩子时，我再次为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的顽强生命力而唏嘘和感叹。

这个脑门大大的小女孩，可能因为连续被记者追着采访，已经一点也不畏惧陌生人了。她站在我面前，带着点顽皮和好奇。无论我问什么，她都笑嘻嘻地回答，没有一点害怕和悲伤。也许她还没意识到，在这场洪灾中，她的妈妈、奶奶和两个姐姐永远地去了。当我问到她，最后一次看到奶奶是什么印象时，刚刚还笑嘻嘻的小女孩忽然噤声了，接着，眼泪挂上了脸颊，我十分后悔问了这个刺痛幼小心灵的问题，但是为了工作，我不得不狠心“逼问”……小江珊是眼睁睁看着奶奶被水冲走的，奶奶原本与她爬在一棵树上，但奶奶毕竟老了，在洪水的冲刷与浸泡中早就没了力气，就在江珊喊奶奶再往上爬一点时，一个浪头将奶奶卷进了水中……

我无法想象，这残酷而悲痛的一幕会在一个6岁女童的幼小心灵里刻下怎样的烙印？灾难是残酷的，更残酷的是灾难留给我们精神上的后遗症。

灾区5天，我的心灵每天都接受着新的冲击。每天都可以见到生死，每天都能听到长哭，每天都会有新的感悟。在灾难面前，人类可以遭遇血肉横飞、生灵涂炭、灰飞烟灭，但有一种力量会天长地久、生生不息——那就是活着的信仰！在死亡面前，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值得珍惜。这次灾区之行，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重量，感受到了记者职业的分量。

5天后，我从簰洲湾回到了武汉。单位同事们一看到我，就惊讶地说我又黑又瘦。陈清贫也回来了，他去了当时最危险的公安县，被围困在水中7个小时，差点就“光荣”了。后来我才知道，单位领导为了我的安全，才将我安排到已经溃堤、但与其它洪区相比却相对“安全”的簰洲湾。其他几位男编辑也去了不同的洪区，采编回了不少感天动地的好素材。

很快，《簰洲湾，英勇悲壮的簰洲湾》一文发表在了1998年《知音》第十期上。当我读到亲自采写的内容，依然会泪流满面。

当年，我和陈清贫都被武昌区人民政府评为抗洪抢险先进个人。

这段特殊的采访经历成了我编辑和记者生涯中最最难忘的一次。这也是一次成功的磨练。

74

当一个人活出自信，在他/她卑微的翅膀上，也会有尊严闪光。

随着工作越来越顺，我开始相信，自己当初的抉择是多么明智而正确。当然，这是以舍弃家庭生活为代价的。那时，我们没有手机，更没有电脑，我们编辑部的电话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打长途。虽然我们编辑部有一间专门的长途电话间，供编辑们联系全国各地的作者使用，但有专人看管，并且每次通话的对方号码、姓名以及时长全都记录在案，所以我也没有机会假公济私给川打电话，我们只能写信倾诉思念和牵挂。

我唯一能够假公济私的，就是借出差之机回一次上海，如蜻蜓点水般来去匆匆。单位领导倒是对我十分照顾，当春节临近，雷总编特意批准我到安徽出差，顺便和家人一起过春节，只要正月初八上班那天准时回来报到即可，并且可以报销来回火车票。这份知遇之恩，至今让我无比感动，也无比感激。

更让我感激的是，1999年3月，单位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记者站，并委派我和另一名同事为驻站记者。不用领导说，我也明白，这多少有些照顾我的个人生活。单位在位于虹桥的吴中路租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我和同事陈俊就在这里办公和住宿。

重回上海，川自然欣喜不已。他每个周末都会来我这里，我偶尔也回月浦镇的租房去。那时候，川的单位已经一片风声鹤唳，下岗风越刮越猛，他的很多同事已经开始自谋出路，他也在处于惶恐不安之中，我感到他越来越不自信，他经常莫名其妙的叹息，对我们的婚姻也开始患得患失。

“听说你去武汉工作了，我妈打电话把我骂了一顿，说你以后肯定会飞掉。”一天晚上，他有意无意地提起这个话题。

“你怎么对你妈说的呢？”我问他。

“我说你不会啊，你不是那样的人。她就骂我太老好，管不住你。”他把他妈妈的话全都鹦鹉学舌学给我听，“我妈还说，以后如果你真的要跟我分手，就跟你要一大笔钱。”川是个老实人，他心里有什么就会说什么，一向对我没有隐瞒。我相信他说这句话也许是玩笑，也许是夫妻间无话不谈的闲聊，也许是想借他妈妈之口，试探我的心态。

“为什么啊？”听到婆婆说这话，我还是忍不住惊讶，“这个老太太，难不成还希望我们离婚吗？”哪有婆婆这样挑唆儿子和媳妇关系的？简直无事生非。我有些生气。

“我妈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她就是嘴巴厉害，心眼是不坏的。”川还在维护他妈妈，“她就是担心你把我甩了。”

“你妈不就是说我跟了你才有今天吗？她认为，如果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她才会这么说。”我一下子猜出了婆婆的心思。

据我母亲和妹妹曾告诉我，自从我在上海打工闯出名堂、尤其是到《知音》做编辑记者后，我的婆婆便经常用优越的口吻在村人面前显摆：“我二媳妇是很聪明能干，不过花轿也要有人抬，要不是我儿子，她能有今天？只怕她早就在农村生几个娃了，还能有现在的风光……”村子很小，村人也热衷于传播流言蜚语，这样的话很快就传到了我母亲耳里，母亲只能生闷气，并不会去和那个厉害的亲家母争辩什么。母亲只会让妹妹给我写信，告诉我这些，并让我和川好好过日子，不要让村人看笑话，不要让我婆婆找借口骂她。对我这个厉害的婆婆，我母亲一向对她敬而远之。

川见我一语中的说出他妈妈的心思，不禁有些尴尬，一再劝我不要计较他妈妈的话。可我依然有些气愤，不知道是气婆婆，还是气自己，还是气川。我承认如果不是川带我来上海，我的人生将会是另一番模样，但也不能说我现在的一切都是他给的。他给我的只是一个离家出走的机会，而之后的拼搏，却全靠我自己。就像一个艄公渡一个路人过了河，剩下的路，只能是路人独自行走了，而不能说那个艄公渡过了那个路人的一生。而更关键的是，我是因为爱着川，才踏上了他的那条渡船。我想，婆婆并不了解我对她儿子的爱。

一天，我又坐车回月浦，和川团聚。当我乘着彭盛线沿着蕴川路向北行驶、经过杨行镇时，眼前出现了一片欧式风格的漂亮“城堡”：粉白相间的外墙，宽大的观景阳台，透明的玻璃落地窗，楼顶上的城堡塔顶——好像来到了欧洲某小镇。小区大门口，是一座气派非凡的巨型拱门，上面雕刻着几个醒目的金色大字——天馨花园。天啊！一年多不见，原先的水稻田居然变成了一座座“欧洲城堡”？

一年半之前，我去唐神广告公司上班时，也是每天坐在彭盛线上来来回回。那时候，靠近泰和路、位于杨行镇右侧还是一大片农田，夏季水稻，冬季油菜，总是那么丰硕喜人。可是有一天，这片农田忽然变成了工地，打桩声不绝于耳，日夜不停，我好奇地看着这一切，不知道这里会变成什么模样。渐渐地，工地上竖起了钢筋水泥柱，越长越高，再接着开始砌墙，这些建筑并不高，大约五六层楼。后来，我离开了上海，没能见到这片建筑的最终模样。

而现在，仅仅几个月过去，“稻田村姑”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欧洲贵妇”！时间真是一双神奇的手，可以在不知不觉间偷梁换柱。只见天馨花园的巨型拱门上还拉着一条红色横幅，上面写着——每平米均价1980元起售。原来这是一座新开发的小区。透过拱形门，只见小区里花团锦簇，路两旁的梧桐树高大魁梧，小区中央，还隐约可见一座喷泉正在跳舞——如果住在这里，是不是也会有公主一样的心情？坐在颠簸的公共汽车上，我开始做白日梦了。可是，1980元一平米，在当时来说，是多么昂贵的天价！

回到租房，我兴致勃勃向川描绘路上看到的天馨花园。“那片房子真漂亮啊，以前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改变，要是我们能住在那里就好了。”

“你就做梦吧！再过十年，我们也住不上。”川不屑地说。他的话是有现实道理的，我不再和他争辩。可是，有些东西却在我心中萌芽。

女人都是感性的，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在没有达到目标之前，很难善罢甘休。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之后，我又有好几次坐车从天馨花园门口经过，每一次，这个“欧洲贵妇”都会撩拨得我心痒难耐。终于有一天，我在天馨花园站下了车，惴惴不安地走进了售楼处。一个售楼小姐殷勤地迎上来，我直截了当地问：“你们这里最小的房子有多大？”

“最小的是两室一厅的，70多平米。”售楼小姐回答。

“可以按揭吗？”我信心不足地问。售楼小姐用极为肯定的口吻告诉我：“可以按揭，请问你是不是需要预订一套？我们一期的房子已经卖得差不多了，70多平米的只剩下两套了，你如果想要，必须赶紧订下来，也许明天就没了。”售楼小姐满怀期待地看着我，语气里明显有着“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意思。现在就订？我还没这个心理准备呢！我只得以“明天带老公一起来看房”为由，怏怏地离开了售楼处。

回到家，我又兴致勃勃地动员川：“我们买套房子吧，你看天馨花园的房子多漂亮……”我还没说完，他的眉毛又习惯性地一挑：“买房？你说得轻巧，我们哪有钱啊？”“可以贷款啊！”我说。

“贷款也要还啊，我们哪里还得起？现在我都要下岗了，以后的生活费都成了问题，还买房子呢……”他不耐烦地说。

我的一腔热情被他的冷水无情地浇灭了。其实，我想在上海买套房子，不为别的，就为让他和婆婆安心，表示我还会回来。家在这里，我还会走远吗？自从听到婆婆说的“我要走了，就让川向我要一大笔钱”之后，我就在气愤中做出决定——一定要让他们放心，我不是他们想象的“女陈世美”。但没想到，川并不领我的一番好意。一气之下，我对他说：“不买就买吧，我以后再也不提买房子的事情了！谁提谁不是人！”

可是，说归说，我依然不死心。我翻了翻我们的存折，只有一万多点，还有几千块钱被借了出去，但借债人都“忘了”还给我们。但即使连外债也算上，我们的存款也只有一万五六千块钱的样子。川说得没错，只有一万多块钱存款，连个厕所也买不到呢。可是，我是那么想在上海置一个家，让川彻底放心。这个家，是我心甘情愿在自己的脚脖子上拴的一块石头。

一个周末，我拉着同事陈俊一起陪我去天馨花园看楼盘。售楼小姐告诉我：两室一厅的房子前几天已经卖完了，不过正好有个购房者因其他原因刚刚退掉了他订的那套房，房子在五楼，两室一厅，72平米。售楼小姐带我去看了房子，只一眼，我就爱上了这套房。所谓一见钟情就是如此了。它和我梦中的房子一模一样，客厅里有个大大的落地窗，外面有个弧形阳台，主卧和客厅都朝南，厕所和厨房都有窗户，且外面的花园花草葱翠。楼总高六层，上面是个复式楼。

我毫不犹豫地对售楼小姐说：“我就要这套了，你帮我算一下总价。”售楼小姐“啪啪”地按了几下计算器，告诉我：“这套房子2380/平米，总价17万……”“不是1980元一平米吗？”我大惑不解地打断她。

“那是开盘价，也是基础价，比如一楼或朝向不好的楼层，才会卖那个价。你这套房子，楼层好，采光好，南北通透，朝向极佳，所以价格要高一些。”售楼小姐耐心地解释着。

内心挣扎了几分钟，我还是咬咬牙，跺跺脚，对售楼小姐说：“我明天就送订金来。”

75

挑战困境需要勇气，当机立断更需要勇气。我至今都十分庆幸当初我是那么当机立断地决定在上海买房，尽管当时负债累累。

直到交完一万元购房订金，我才把川拉到我们的新房子里。这一次，他没和我吵架。站在弧形阳台上，面对楼下一片郁郁葱葱的花园，他喃喃地说：“没想到你说买就买了，我都不敢相信这房子就是我们的了。”我说：“无论做什么事情，不能优柔寡断，必须速战速决，否则，很多机会会白白浪费。”但他很快又转喜为忧：“我们到哪去凑首付款呢？”我说：“办法总会有的。”

当时迫在眉睫的是，我们必须在一周之内凑齐百分之三十的首付款。在售楼小姐的提示下，川去单位询问了一下关于住房公积金的情况，结果让我们欣喜，他有一点公积金，虽然不多，但多少还是缓解了我们的贷款压力。我们在建行贷款11万，贷款期限选择了20年，前3年，我们每月还贷900多元，以后每年递减，对我来说，这样的压力不算太大。因为我的工作当时正呈上升趋势，收入比较稳定。如果自己写一篇稿发在《知音》上，仅稿费就够还一个季度的月供了，另外还有工资和编辑费。

好在我的人缘也算不错，在短短一周之内，总算七拼八凑筹集到了6万元首付款。当我们在签订购房合同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写了川一个人的名字。当时我没有考虑太多，作为夫妻，财产是共同的，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有什么好区分的呢！而且，男人是一家之主，房产理所当然应该写男人的名字。

现在想来，当时我的借债买房之举确实太明智了！两年后，上海地铁一号线延伸到了附近300米处，天馨花园身价倍增，如今房价已经翻了十多倍。当时，我家隔壁的连体别墅每栋只需50多万元，可当时购买的人也寥寥无几。现在不知有多少人为当初的失算而捶胸顿足呢！

由于是现房，交完首付款后，我们便拿到了新房钥匙。接着，我们开始琢磨着装修了。为了省钱，我们将川的大哥叫来帮忙。他的大哥在老家就是做室内装修工程的，手下有几个工人。于是，大哥在我们的邀请下，带了三个工人来到上海，大嫂顺便也来给他们做饭。按照老家的行情，他们的工钱每人每天50元，另外每天50元的菜金，来回车票我们买。为了省钱，我们也没有请装饰公司设计，而是按照我的设计，装修一切从简。

新房装修是个劳民伤财的辛苦工程。好在那时我因为驻上海记者站，所以有时间“假公济私”，除了编稿期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建材市场上转悠，寻找价廉物美的建材。因为手头资金有限，我们只能不停地压缩预算。

有一天，我和川下班后去建材市场买瓷砖，好不容易找到了心仪的瓷砖，有一番讨价还价，天已擦黑。卖瓷砖的老板说，我们的价格压得太低，他不负责送货，我们得自己取货，而他的仓库还在宝山。好在瓷砖不多，我们花30元钱，叫了一辆三轮车往家拉瓷砖。回家的路上，月亮已经升了起来，此时我早已饥肠辘辘，走路都没了精神。川叫我坐在三轮车上，车夫在前面使劲蹬车，他就在后面帮忙推车。那时正是炎热的8月，坐在一堆瓷砖上面的我虽然浑身累散了架，满身臭汗，却感到无比快乐。我遥望着月亮，脑海里一遍遍想象着我们的新房装修好后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们一辈子的家了吗？到上海打拼***，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简直像做梦。

虽然后来我又亲自装修过三套房子，而且一套比一套大，但没有哪一套房子像天馨花园的第一套房子那样，让我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和希望。

房子终于装修好了，两个房间的地板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水曲柳木地板，墙壁只是刷上了简单的白色乳胶漆，客厅、厨房和卫生间全都铺着地砖。70多平米的房子，当时的装修费用总共控制在2.5万左右，其中还包括人工费和材料费，算是简装至极，但很温馨。

从装修房子开始，川就退了租房，搬到了新房里住，同时给他的大哥做下手。不过，由于当时忽略了新装修房子里的甲醛对人体的巨大危害，而且我们买的都是便宜建材，导致川后来有半年时间一直肠胃不适，还时常头晕，当时还以为是肠炎，后来才知道是装修后遗症。好在他抵抗力很强，半年后就安然无恙了。

房子装修好了，我们开始像蚂蚁搬家一样，我只要看到工资卡上多了一笔钱，马上就换成家具或电器搬进家门。组合家具7000多元、电视5600元、布艺沙发2000元、玻璃餐桌和椅子1200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家里的每一颗钉子都是我的字换来的。此后回到家，慵懒地躺在松软的布艺沙发上，看着落地窗外郁郁葱葱的花园，一股惬意和幸福涌上心头。还有什么比自己亲手创造一个完美的家更让人有成就感呢！

但是，这套我一手创造的新房子，并没有让我享受太久，2000年春节过后，由于杂志社创办了《知音》下半月版，编辑部人手紧张，我和同事被单位招回了武汉本部，此后我只有趁着出差之机回上海，享受一下新家的温馨。

人，有了压力就有动力。为了尽快还掉购房借款，我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其余时间都用来爬格子。那时候没有电脑，只能用手写。为了多找新闻素材，我每月都要去全国各地出差组稿、采访，回来后赶紧写作。在编稿期间，我从来没有在凌晨两点之前睡过觉。那时觉得身体好，扛得住，殊不知，如此透支体力的后果将得不偿失。虽然每天忙得像陀螺，但看到自己写的文章一篇篇发表，看到自己的名字一次次出现在刊物上，看到工资卡上刷刷上涨的数字，还是感到无比充实。

整个2000年，我都在还债。只要工资卡上存够了5000元钱，我就会取出来还给朋友。到了年底，季度奖加上年终奖，居然还盈余2万元。

2001年春节前夕，我背着一只双肩包、提着行李箱飞回上海过年。回到家，我从背包里掏出两扎现金，递给川。他惊讶极了——整整2万块！我和他从来没有亲手拿过这么沉甸甸的一笔钱。拿着钱，川有些愧疚，说作为一家之主，他更应该承担家庭重担，可现在却让我一个人在外辛苦奔波……看着他忧郁叹气的样子，我有点心疼。无论什么性格的男人，都是有自尊心的。他的性格使他喜欢安于现状，但内心里却又因此感到愧疚不安。

那时候，川已经正式下岗，他的心情很不好。我也特别注意说话方式，尽量不去打击他的自尊心。我只能劝他不要着急，他还年轻，天无绝人之路。当时我们有过很多想法：一是开健身房，自己做健身教练；二是像他的很多同事一样，去学驾驶，有一门技术；三是在小区里租个临街的铺面，开个小店或餐馆什么的。但第一和第三个想法都需要资金投入，所以不太现实，唯有第二个想法看起来比较切实可行。当时，上海的驾校收费比较高，要4500元。川舍不得，经我一番劝说，他还是去报了名，和他两个要好的同事——小张和小龚一起去学驾驶。

拿到驾驶证之后，小张和小龚选择了开出租车，加入了宝山的一家出租车公司。我建议川也去开出租车，但他却不愿意，他说他对上海的路形不熟，遇到刁钻的客人怎么办？而且开出租车又辛苦又危险……我知道他是在找借口，但我无法逼迫他去做不喜欢做的事情，只能顺其自然。虽然我觉得他这种畏首畏尾的个性十分不利于他在社会上的立足，但我也不忍心他为工作的事情焦头烂额。何况，我们的日子正在好转，即使他一年半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们也不至于闹“饥荒”。

后来，他参加了单位办的下岗工人岗位培训班，学习了超市理货。不久后，单位便安排他去大润发超市实习。去了几天，他又打电话告诉我，说身为一个大男人，做一个超市理货员没什么前途，况且时间长，工资少。我只好劝他别着急，再等等，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机遇。

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向我抱怨：“你在上海认识那么人，怎么不帮我介绍一个合适的工作？”听他这么说，我的心里也有些怨气。我不是没想过帮他，但他能做什么呢？拉广告业务，他木讷口拙，不善与人打交道；搞销售，也需要头脑灵活，八面玲珑。这些工作他显然都不合适。我也曾和帮助过我的上海唐神广告公司的老总沈刚联系过，看他那里是否需要员工。他听说川会开车，当即表示可以让他去该公司做司机。可是，当他得知川对上海路况不熟的时候，便犹豫了。我当然理解。如果川先开两年出租车，熟悉了上海路况，然后再进某家单位做个司机，便十分容易。可他除了会健身、木工、水电工等简单的体力劳动外，其他一概不会，叫我如何帮他？但这些抱怨我不能说给他听，否则会伤害他的自尊心。我只能劝他耐心等待。

如今想来，他的惰性也和我的“纵容”有关，我应该像个市侩的家庭妇女，逼迫他出去挣钱养家，而不是自己“重担一肩挑”，让他“无事一身轻”。

在家赋闲三四个月之后，川终于等到了去闸北区一家物业公司做后勤的机会，每月1000元工资，工作也比较轻松，只是负责小区居民的水电方面的维修工作。他比较喜欢动手，不喜欢动脑，所以他对这份工作比较能够接受，虽然工资很少。但物业公司每月还根据员工的表现，有一两百元的浮动奖金。平时，他还照例去健身房练健美。他认识了宝山区一个健身房的老板，对方看他肌肉结实，人也厚道，就让他免费健身，不过有个要求，让他做该健身房的业余教练。川自然求之不得。他的工作比较悠闲轻松，每天早上8点上班，晚上5点半下班。为了上下班方便，他买了一辆助动车，骑车15分钟可到公司，十分方便。

“我的同事听说我住在天馨花园，却在这里做后勤，觉得不可思议。”有一次，我们通电话时川这样对我说，言语里有些失落和自嘲的意思。我不知如何回答他。性格决定命运——这是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但我不能对他说。

我每个季度都会给他的建行卡上汇款。有时候，我直接将稿费寄给他，这些钱，足以支付房子的按揭。

这样的日子，一过经年。

76

无论是在武汉市东湖路16号的老《知音》大厦，还是现在的东湖路169号的新《知音》传媒出版集团，在前台大厅的墙上，无一例外地镶嵌着12个浮雕一样的金色大字——“以实力争地位、以创新求发展”。这不仅是一本杂志的宣言，也是我们每个员工的座右铭。

初到《知音》的两年，我像一只上满发条的闹钟般疲于奔命。在这个“以实力争地位”的地方，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编辑部每三个月统计一次发稿排名，实行末位淘汰制，优胜劣汰，残酷而公平。有一天夜里，我梦到定稿了，却没有一篇是我的，我急得大哭，最后被自己的哭声惊醒……从噩梦中惊醒的夜晚恐惧而凄凉，枕边是空的，被子是凉的。此刻，多么希望有个强劲的臂膀，揽过我瑟瑟发抖的肩，轻拍我的背，告诉我：“别怕，一切有我。”这是多么普通的一句话，但是却不可遇、亦不可求。

我也知道，这是我的咎由自取。我完全可以向自己的男人示弱，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争……安心做一个小女人，躲在他的臂膀下，毫无主张地依赖他，逼迫他强大和强壮。只是，上帝没有赋予我那样的秉性。

没有退路，才能绝地反攻，才能发挥最大潜力。

为了尽快建立起自己的作者队伍，我坚持每月都出差。每到一地，人生地不熟，我总是先买来当地的所有报纸，一边寻找新闻线索，一边记下报纸上写特稿的记者的名字。然后再按图索骥，打电话到报社找这些记者。一般情况下，这种做法十分有效。新闻界的同行基本相通，然后我再通过这些记者的介绍，认识其他记者。通过如此滚雪球般的介绍，我渐渐地在全国有了自己的作者队伍，有时即使我有一个月不出差，也能通过长途电话约到稿件，我的编辑工作就这样一点点开展了起来。

除了组稿，我还亲自采写。在我的采访经历中，有一次最为刻骨铭心，那也是我去得最远的一次——只身跑到青海湖，采访一位在青海湖鸟岛上研究黑颈鹤的生物学家。当初，我是为了核实一个作者提供的新闻线索的真伪而去的。没想到，当我乘飞机到达兰州，再从兰州转车赶到西宁时，却发现，作者提供的那个新闻线索根本子虚乌有。而且，我怎么也联系不上那个作者了。打手机不通，打传呼不回。我又恼火又庆幸。恼火的是：千里迢迢来到如此偏远的地方，一个熟人、一个作者都没有，如何完成此次出差任务（我们单位有规定，如果出差没有拿回当地的稿子发表，出差费用不报销）。庆幸的是，我幸亏亲自来了一趟，如果我听信作者的一面之词，编发他胡编乱造出的稿子，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既来之，则安之吧！我这样安慰自己，只好沉下心来寻找新的素材。我想，青海这么大，珍稀动物那么多，难道在保护和研究珍稀动物的生物学家中，就没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发生过吗？

我在西宁宾馆住下，然后买了一份西宁地图，回到房间就拨“114”电话，查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单位的电话。没想到，几个电话打下来，居然打听到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有一位长年在野外研究鸟类的生物学家，名叫李来兴。李教授为了研究我国独有的珍稀物种黑颈鹤，在青海湖鸟岛生活了十二年，他的妻子因为寂寞难耐，与他分道扬镳了，但李教授依然痴情不改，独居鸟岛，研究黑颈鹤，无怨无悔。后来，一位同样深爱黑颈鹤的红颜知己来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缘……

我心头一亮，多好的素材啊！如果不亲自来一趟，如果不大胆地向各个单位打电话询问，这种鲜活而感人的素材就会被埋没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登上了前往青海湖的班车。颠簸了三百多公里，才到达青海湖。我果然不虚此行，我顺利地在鸟岛上找到了一脸黝黑的李来兴教授。在青海湖畔，在鸟岛，我的采访机中录进了成千上万只鸟儿的鸣唱，也录进了李教授五味俱全的回忆……

后来，这篇题为《青海湖，我无悔而永恒的黑颈鹤之恋》发表在了2000年第9期《知音》上，感人肺腑的故事加上优美浪漫的文笔受到了读者的好评。甚至有些我并不相识的作者，也主动跟我联系，给我题材和稿件。有些作者还把这篇文章当成了写爱情故事的范文。中央电视台某栏目组也因此稿，向我联系李来兴教授，拍摄了他在青海湖鸟岛的纪录片。

对我来说，找作者和线索都不难，难的是去采访名人，有些名人十分亲切随和，有些名人则相反。

2000年冬天，我出差北京，经一位朋友介绍，去采访音乐家蒋大为先生。那天，我冒着漫天大雪，捧着一束鲜花，找到了蒋大为先生的家，很顺利地采访了蒋大为先生。我在蒋家呆了两个多小时，和蒋大为先生聊得十分愉快。他感动于我的执著，还特意挥毫泼墨，为我题了一幅字。后来，我写的那篇《蒋大为细说父女情》一文在《知音》头条发表后，我特意给蒋大为先生寄去了几本杂志，他阅读后十分满意。

那天，采访完蒋大为先生，我又央求他给我介绍其他明星采访，他便给我介绍了一位蒙古族男歌星，并把男歌星的电话号码给了我。回到旅馆，我首先打电话到那位男歌星的家里，男歌星的女朋友告之我，男歌星在长春演出，让我打他的手机。我拨通男歌星的手机后，首先自我介绍，然后告诉他：我正在北京出差，想借机会采访他一下……可我还没说完，男歌星便打断我：“我现在很忙，在排练。”我连忙说：“那我不打扰了，我晚上再联系您吧！”

晚上9点多钟，我又拨通了男歌星的电话。谁知，我还没开口，男歌星便不耐烦地说：“你怎么又打电话来啊？烦不烦啊你，管你什么破杂志，我不想接受采访……”说罢，“啪”地关了电话。可我是个不到黄河心不死、也是一个很在意人格尊严的人。于是，我又拨通了男歌星的电话，我说：“某某老师，您怎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呢？这样，好像不太礼貌吧？”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名男歌星居然破口大骂：“你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对你讲礼貌？去你妈的！”

“啪”——电话又挂了。那一刻，我真的气得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心怦怦跳着，肾上腺素急升。刚刚涉足记者生涯的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在屏幕上那么风度翩翩、那么受人敬重的著名蒙古族男歌星竟然如此粗暴无礼，缺乏教养。本来，我完全可以到此为止，把对方的电话号码删除了事，可我偏偏不能容忍别人的粗鲁无礼。我想了想，决定以其人之道换之以其人之身。我深吸一口气，再次拿起电话，拨通之后，我没等对方开口，就说：“某某某，我尊重你，才决定采访你！可你是个没素质、没教养的人，太不值得我尊重了——”接着我加重语气回了他一句“去你妈的！”“啪”，不等对方说话，我先把电话挂了。好歹出了一口恶气，心里多少有些畅快！

可是，第二天，经过一夜反省，我便觉得自己太冲动了。如果对方没礼貌、没风度，而我以牙还牙，那么我和对方的素质有何区别？譬如，对方是一只狗，它咬了我一口，我也去咬它一口，那么我和狗又有何区别？

还有一次，我冲动之下，打了一个无耻之徒的耳光。那个家伙是中央电视**事频道一个资深编导，我和他相识于1998年那场特大洪水的采访，一起吃过饭，也算是朋友，他给了我一张名片，让我去北京时一定要找他。那一次，我去北京出差时，便联系了他，客气地请他帮忙给我介绍几个采访对象，他一口答应，并说晚上来接我去和几个朋友见面。

可是，当我晚上坐进他的吉普车时，他居然想在车里对我非礼，我情急之下，赏了他一耳光。这家伙被我打愣了，也许他没想过我会如此反应，也许他从来没吃过女人的耳光，他愣了半晌，恨恨地对我说：“还从来没女人敢对老子这样！臭娘们，算你狠！但老子警告你，你休想在北京采访到名人！”面对如此无耻的嘴脸，我气得咬牙切齿。但理智告诉我不能再得寸进尺了，毕竟在人家的地盘上。我下了他的车，屈辱和委屈的泪水这才掉下来，我才知道，这份看似风光的职业背后，也隐藏着难言的辛酸。但我不后悔打出的那一耳光，和尊严、人格比起来，能不能采访到名人、发不发稿都不重要了。

有些人，你给他脸，他不要脸，那就给他耳光吧！

好在，这种遭遇并不太多。大部分的出差组稿还都是比较顺利。每个月，我和所有同事一样，有二十天在编辑部里编稿子，有十天在外组稿。像鸟儿一样，有规律地出去觅食，再返回来交任务。每只鸟儿都那么勤奋，争先恐后。

从1999年开始，我的发稿量趋于平稳，每期保持在两篇左右，在编辑中属于中上，偶尔也会发一篇或三篇，极少被剃“光头”。

偶尔被剃一次“光头”就会痛苦不堪，倒不是因为影响到收入，而是羞愧。就觉得对不起主任，对不起主编，更对不起自己。

77

当你没有一棵树可以依靠，唯一的办法，只能让自己长成一棵树——这是我的生存哲学。

从上海驻站回到武汉后，我搬到单位在东亭花园购买的宿舍里，那栋楼住的都是同事，我被分在了7楼，也是顶楼。两室居的房子，我和一个同事各住一间，共用客厅、厨房和卫生间。尽管这套房子面向朝西，夏天奇热无比，但比起刘家湾那个终日不见阳光的私宅，堪比天堂，我十分满足。我的房间约有12平米左右，我在地上铺上了塑料地垫，买了一个1.5米宽的席梦思直接放在地上。我买了电脑、饮水机和一台小电视，以及若干锅碗瓢盆。如果不出差，我每天早上便和同事一起坐电车1路去上班，晚上下班后，会在水果湖的小吃摊混个饱肚回家。如是周五晚上，则会从菜场带回一些菜，周六和周日便自己动手，和同事搭伙做饭。晚上的很多时间，我都会坐在电脑前敲敲打打，偶尔去楼下的网吧上上网，生活静寂而简单。

正是这种简单而无欲无求的生活，让我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工作。每次交稿期，我总是尽量早点交稿，这样让主编有更充裕的时间修改我的稿子。同事们有时很诧异我为何交稿那么快，我便和他们戏言：我把你们用来睡觉的时间，都用来编稿了。笨鸟先飞——是我的工作哲学。

2001年，我被知音集团评为优秀员工。因为这一年我的发稿量在编辑部二十多名编辑里位居前四名。因此我被晋升为执行编辑，还获得了第二次出国机会——带队参加《知音》韩国笔会。我和另一个同事带着二十多名来自己全国各地的作者，经香港，赴韩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旅游笔会。

可我没想到，那次韩国之行回来后，我的暗箭就来了。嫉贤妒能，枪打出头鸟，几乎是每个单位都会上演的人际关系丑剧。有个别编辑表面上对我称姐道妹，热情有加，客气无比，但背后却将我诽谤得十分不堪。因为他们有些是正牌大学毕业，有些是武汉本地人，眼看我这个小学毕业生比他们做得更好，心里很难平衡。有同事在作者中散布关于我子虚乌有的流言，说我用不正当手法抢稿。更有恶毒者，注册了网络ID，在某网站为我开办的个人主页上进行人身攻击。还有人利用电子邮箱，给我的一些同事和作者发群信，极尽造谣中伤之能事。

那段时间，我无比难过和愤怒。我实在想不通，我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出卖过良心和灵魂，用辛劳和刻苦完成任务，为何会遭遇莫须有的流言蜚语？

我一直信奉一句话：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在单位里，我有自知之明，自己从尘埃中走来，卑微渺小，一定要与人为善，不能招惹是非。我还一直牢记着母亲从小训导我的一句话：人敬你一尺，你敬人一丈。在单位里，我连打扫卫生的师傅都尊称他为“王叔叔”。而同事们，只要比我早来单位的，一律以老师相称。碰到题材相撞，我往往会主动撤出，让别人去做。还要我怎样？在外出差组稿，如果有作者询问我的同事，我一律是溢美之词，从未说过同事的是非。即使有作者对我的某个同事不满，向我抱怨他们在外面组稿的一些不雅言行，我也总是极力维护同事和单位的声誉，为他们解释。因此还有作者戏言：我是《知音》杂志社最有“集体荣誉感”的编辑。

有一次，有人告诉我，说某某主任在老总那里说我的坏话，抱怨领导不该把我这个小学生分配到他的编辑部，这样我们和另一个编辑部竞争，十分不公平云云。此事我未能经过证实，不过从该主任一直将我的稿子压住、不往老总那里送审这件事上，可以推断出，此言也许并非空穴来风。

重压之下，需要发泄。一天，我实在委屈不过，跑到雷总编办公室委屈地哭了一顿。雷总编安慰我：“别人说什么，我们都不会去采信，在背后议论别人的人向来就是是非的制造者。小赵，你经历过那么多坎坷，难道这点委屈就把你打倒啦？坚强一点，我们相信你……”

也有要好的同事安慰我：“那些人因为嫉妒你的出色才诽谤你，这你都不明白吗？那些人诽谤你议论你，目的就是要打倒你，让你分心，让你不编稿，不发稿，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如果你真被他们击倒了，就正中他们的下怀。所以，你更加应该好好干，比以前干的更好，用实际行动去回击他们，这才是明智之举！”

这些道理我都明白，如果此事发生在他人身上，我甚至比这更会劝导他人。可一旦事到临头，自己还是最难说服自己。

关于“嫉妒”，词典上这样解释：嫉妒，是指人们为竞争一定的权益，对相应的幸运者或潜在的幸运者，怀有的一种冷漠、贬低、排斥、甚至是敌视的心理状态。莎士比亚著名戏剧《奥赛罗》中就有一句精彩的对白：“您要留心嫉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在现实生活中，谁都害怕“绿眼妖魔”盯上自己，可是，却又有人不知不觉中充当了“绿眼妖魔”的角色。

那段被嫉妒的日子，是我职场上最难熬的一段时光，也导致了我后来主动离开《知音》国内版，要求调往其他部门的重要因素。因为我还是太脆弱，无法与那些“绿眼妖魔”们抗衡。

很多个夜里，我内心焦虑，辗转难眠，即使偶尔浅睡，也噩梦连连。经常梦回老家在山上砸石头的情景，梦见炮声隆隆，满山碎石乱飞，总有一块巨石向我滚来，我跑到哪里它跟到哪里，让人魂飞魄散……多少个夜里，我总在那种当顶压来的巨大恐惧中惊醒，冷汗涔涔，惊魂未定……

我十分不明白：一个人与世无争，兢兢业业做自己的工作，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社会认定，辛勤劳动获取相应报酬，并没有掠夺他人的财富，没有侵犯他人的利益，没有抢夺他人的蛋糕，为何会遭到嫉妒？为什么做得比我更好的人，却没有遭到“同等待遇”？

后来，我读到一本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在论“嫉妒”一章里，读到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会对处于与自己同一竞争领域的另一个表现的比自己强、比自己优越的人，产生强烈怨恨和深深的恐惧，甚至会做出伤害对方人身或破坏对方财物等的行为。这就是人的嫉妒心理。

如此，便可以理解那些向我射来的“明枪暗箭”了——我是个脚后跟上还沾着泥巴的村姑，一个小学毕业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平起平坐，并且在这家全国赫赫有名的杂志社里将编辑工作做得风生水起，经常得到领导口头表扬，年底还能得到优秀奖励，全国很多媒体上出现过我的名字或图像——这，足以使得和我同一领域的个别心胸狭小之人产生强烈怨恨了。

虽然看透了这些，明白了道理，可是，要做到彻底放下心结，还很艰难。虽然我学会用沉默和加倍努力作为自己的“盾牌”，可是，那些时不时射来的暗箭仍然会搅乱身心，让我疲于应对。有朋友告诫我：陪着君子做君子，陪着小人做小人。对那些无耻小人，不必客气，就以其人之道换之以其人之身。但我做不到。我学不会那些下三滥的手段，做不到昧着良心无中生有，更不会披着人皮说鬼话。

我不报复，但不意味着我可以原谅。近君子远小人总可以吧。

工作压力、人际关系压力、漂泊无依的感觉……好累！

所有这些，我从来没有和川说过。我认为他不能理解，也无法帮助我，说了反而会徒增他的烦恼，所以选择了独自消化。每次和他通电话，他问我过得好不好，我的回答很简单：“还好，就是累。”他便会叹气，然后劝我，实在干不下去，就回上海。“萍，你把房子买好、装修好，自己都没有来得及享受，让我一个人在这享清福，我很不过意……”这是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而我除了叹气，什么都说不出。我一半是因为疲倦，一半是因为不知说什么好。每次挂掉电话的下一分钟，我的心思就集中在了稿件上。

偶尔，川也会用埋怨的语气说：“你从来不主动给我打电话。”我说：“每次还没等我想到打给你，你已经打给我了啊！”这虽然也是实话，却也有着“狡辩”之嫌。扪心自问，我对他确实关心太少，身为妻子，根本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何义务。可是，换位思考一下：谁又真正关心过我呢？谁又真正理解过我呢？谁又真正走进过我的内心呢？

而我也没有意识到，正因为我和川一次次疏于精神沟通，导致我们逐渐养成了一种淡漠的习惯——习惯了很少通电话，很少聊天，很少见面，甚至很少想念对方——因为即使没有通电话，我们也相信对方一定生活得很好。只是我们当时不知道，这是一种可怕的习惯和一厢情愿的相信。

距离会产生美。可是，距离也能产生裂痕。

78

我承认我不够坚强，也不够勇敢，在挥之不去的排斥和嫉妒的“明枪暗箭”中，我选择了逃离——我向雷总编提出申请，去单位新创办的财经杂志《商界名家》做编辑。雷总编极力劝说挽留，让我深思熟虑后再做决定。“小赵，你已经十分熟悉知音的纪实风格，做得如鱼得水，我出差去外地都能听到不少作者评价你工作认真，对人真诚，你不要因为一些流言蜚语就打退堂鼓，这不像你的性格和作风，国内版需要你这样的编辑，我希望你能够留下来。再说，《商界名家》刚创办不久，一切都在摸索阶段，到时候，经济收入肯定会大受影响……”

可无论雷总编如何推心置腹、苦口婆心地劝我，我还是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之所以如此坚决，因为同时，兼任《商界名家》执行总编的关前（也是我在国内版时的老上司）和与我同时应聘进《知音》的同事韩可弟都在《商界名家》向我发出“召唤”，极力邀我加盟。那时候，《商界名家》正准备进驻北京，和某著名期刊携手打造中国财经界新奇葩，它的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

最终，我还是在雷总编的惋惜中离开了国内版，进入《商界名家》。可事后的事实证明，我这次选择确实不明智。

由于种种一言难尽的原因，《商界名家》的命运不如预期的那么顺畅美好，仅仅半年后，关总、韩可弟和我及另几位同事离开了命运叵测的《商界名家》，我应《知音》子刊《打工》执行总编钱钧（曾为我写简历的总编室主任）之邀，来到《打工》编辑部，任《打工》下半月刊副主任。韩可弟则跟随关总去了《知音·海外版》，关总时任海外版执行总编，韩可弟任编辑部主任。而我在两年后，又兜兜转转，来到《知音·海外版》，和过去的老同事、老上司并肩作战。这也是后话。

2002年，是我的工作和精神状态都动荡不安的一年。那年年初，我将妹妹接到武汉，帮助她在我们单位附近开了一个小小的饰品店。那时期的妹妹在家没有工作，全靠妹夫一人做电工养家糊口，经济拮据，妹妹很想外出打工，但我舍不得她去其他地方，干脆让她来到武汉。那时外甥已经7岁，由我妈妈照应。

妹妹将小店照料得井井有条，每周去汉正街进一次货，虽然辛苦，但她很喜欢自己做小老板的感觉。下午我下班后，会在小店里陪妹妹，到9点左右一起回我的宿舍。和妹妹在一起的日子，恍然又回到了从前我俩相依为命的时光。世界上没有一种感情比血亲更浓。我甚至自私地希望，妹妹一直和我在一起，再也不分开。

2002年唯一让我振奋的事情，是单位分给我一套住房。这年4月，单位在武昌区洪山广场附近建了一个知音花园小区，四个单元，近百套住房。除一楼留做办公区之外，一至八楼全部分给员工，自1996年至2002年进入杂志社的员工都在此次分房之列（在1996年之前进社的老员工都已分房）。按照资历排名，我排在享有分房资格待遇的第21名，这样，我得以优先挑选了二单元五楼一套133平米、三居两卫的大房子。这是我在武汉奋斗四年后，获得的最大“酬劳”。

我终于在武汉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终于可以结束住单身宿舍的日子了。自然，我把这个好消息第一个告知了川，他立即开心地憧憬起来：“那我以后就可以跟你去武汉生活了。”我说：“那你来装修房子吧，我还要上班，根本没时间买材料和监工。”他有些犹豫：“我请假也请不了太久，万一单位辞掉我怎么办？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工作……”我又无话可说了。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不能在我身边。也许，在他看来，没有他的帮忙，我照样可以做得很好。这对我来说，该喜，还是该悲？

接下来，我开始了独自装修。在装修之前，我就亲自操刀，为自己的新房设计出了与众不同的装修草图——我要从门口到客厅的台阶之间铺上一条蜿蜒曲折的鹅卵石小路，既曲径通幽，又能在餐后散步，按摩足底，促进血液循环；我要在餐厅和客厅之间的错层处种上翠绿婆娑的竹子，既雅致脱俗，又能起到美观作用；我要用原木做栏杆，用粗麻绳做绳链；地板要用原色的竹地板……点睛之笔当然是阳台，不仅要有和门厅呼应的鹅卵石小路，还要有一座可以栽花种草甚至养鱼的花池；阳台的墙上应该嵌进三四个小小的花架，那是吊兰和太阳花们摇曳生姿的舞台；阳台和客厅之间，还要有一架可以折叠的屏风，正好可以展示我孤芳自赏的照片；阳台的另一头，必不可少一只可以摇晃着让我入梦的藤制吊椅……

我的设计让专业的设计师都赞不绝口，说这是一个纯田园简约风格的家，让人一回家就想到融入了大自然，全身心放松，是个理想的休憩之所。我更是对自己的新家充满期待。

之后的两个月，是我的“装修苦旅”生涯。虽然将工程半包给了装修公司，但所有材料必须亲自采购。因此，我每天中午11:40分一下班，在小吃摊上胡乱吃点东西，赶紧打车赶回家查看装修工程进度，或去采购材料，下午两点半则准时赶回单位上班。下午5:30分一下班，又赶紧回家“监工”或去材料市场。妹妹因要守着小店，她也根本没时间帮我做“监工”。为了使装修工人尽心尽力地干活儿，我还经常买西瓜、啤酒或香烟贿赂他们，希望他们将心比心，不要玩那些装修常见的“偷工减料、偷梁换柱”的伎俩。谁知，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被无良工人算计。

有一天，我偶尔发现，我家没用完的两大卷电线被人打包藏在一个角落里，看样子准备随时“顺手牵羊”带走。因为此前我就听装修的同事们说过，有些装修工人十分黑心，经常偷工减料、顺手牵羊拿走房主的装饰材料，再去变卖。这次，幸亏被我及时发现，我立即将此事告知了装修队长。队长称其毫不知情，但他保证这两卷电线不会让工人拿走。可我哪里想到，就因为这次“电线事件”得罪了那个电工，他在我家的整个电路工程里玩了手段——所有电路都没有接零线，火线直接进开关。略懂电路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而这一切我并不知情，直到搬家入住后才发现，由此也引发了一场我和装修公司之间的“战争”。这也是后话。

那一时期，整个知音花园一片繁忙景象，众多同事家都在赶工装修。其他同事家装修都有家人监工或帮忙，唯有我和同事韩可弟两人单打独斗。他是因为妻子回老家生孩子，父母年迈体弱，难施援手，所以我们经常搭伴去购买建材。我有一个十分要好的姐妹王佳丽，她的老公经常义务帮我和韩可弟家做“监工”，三家人经常互相帮忙。在那段焦头烂额的日子里，幸亏有同事们的互相关照帮助，才使我没有倒下。期间，我还出了一趟差，全靠佳丽两口子帮我监督现场。

有时，碰到其他正在装修的同事，他们也觉得奇怪，装修这种大事，为何我老公不来帮忙。我只能说，他工作很忙，走不开。同事同情地对我说：“装修哪是女人干的活儿啊？你这样太辛苦了。”我唯有报以苦笑。

这套房子几乎倾注了我的所有心血。两个月后，艰苦卓绝的装修工程终于完成。一切如我所愿。鹅卵石是我从小东门装饰材料市场买来的；原木和麻绳是装修队长从他的黄梅县老家寻觅来的；至于竹子，则费了一番老劲，是我出差广州时千里迢迢扛回来的；而竹子根部那十来颗大小不一的粗粝的圆石头，是我花10元一块从咸宁请人带来的……

为了寻觅和家中田园风格相配的窗帘，我和妹妹从汉正街扛回一块四米多长的风景画布，画面上是远山隐现的江南水乡，一位戴着草帽的老农牵着一条老黄牛从一座拱桥上回家，远处的山坳里正炊烟袅袅。这样的画面，可以让任何一个浮躁的心情立刻宁静如水。

客厅里的沙发和阳台上的吊椅我选择了来自香港的翡翠藤艺。虽然价格不菲，但只有它们最为适合。书房里的木书架也令我十分满意，是我从一本时尚杂志上得到的灵感，椭圆形井格状，靠墙而立，中间的格子放书，四周的格子可以摆放各种饰品，十分有个性。

当装修工程全部结束后，我和妹妹趴在地上，用抹布一寸寸地擦地板，擦完后，我俩在光可鉴人的地板上快乐地打滚。“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仰躺在地板上，我像躺在云端一样舒畅。忽然想起多年前听过的一首潘美辰的老歌《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才不会害怕……眼泪不知不觉地涌了出来——是的，我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此后，无论快乐与悲伤，终于有了一个包容和宣泄的地方；无论害怕和勇敢，终于有了一个躲藏和栖息的地方……

79

直到“十一”国庆节放假，川才来到武汉新家。看到我亲手布置的房子，他抑制不住的惊喜和愧疚。惊喜之情是不必说的，愧疚的是他没有尽到一家之主的责任。一天，也许是职业习惯，他拿出螺丝刀，打开一个个插座查看，这一看吓一跳：所有插座里居然都没有接零线，都是火线直接进了开关。如果家中电器外壳漏电，后果将不堪设想！我马上明白：这是那个无良电工的报复！因为我发现了他欲“顺手牵线”而及时阻挡了他的“财路”。

川目睹这一切，又愤怒又自责。他一遍遍地说：“如果我能来参与装修，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那个电工就是欺负你不懂……唉……”可他此时的叹息根本于事无补，我反而安慰他：“等我有时间了，会去和装修公司扯皮的。”

“十一”一过，川就回了上海。在临走前，他认真地说：“萍，我希望能来武汉和你团聚。”

“可以啊！反正这里房子也弄好了。”我淡淡地说，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这么多年的独自打拼，我已经习惯了独立。齐秦曾在一首歌中唱道——“一个人怕孤独，两个人怕辜负”，对我来说，前一句无所谓，后一句却深入我心。尤其是这次装修，更让我深刻体会到：有他，无他，似乎都可以。

“十一”之后一上班，我就和装修公司开始了“斗智斗勇”的较量。因为除了电路工程上的重大隐患外，我还发现了十多处原则性问题：主浴室冷热水管接反，冷水管出来的是热水，热水管出来的是冷水；浴缸方向装反（那时我正在广州出差，一切由包工头负责）；客厅天花板吊顶裂缝；阳台上的花池没有涂防水层，根本不能养鱼种花，否则楼下住户阳台渗水……

没想到，装修公司对我提出的这些装修问题却推三阻四，迟迟拖着不予解决，甚至还将某些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我一气之下，以读者名义给《武汉晨报》写了一封投诉信，将这些装修问题公之于众，希望装修公司迫于舆论压力，能够尽快解决问题。谁知，这封投诉信在报纸上刊登之后，我经常接到莫名其妙的恐吓电话，直截了当地威胁我：“做事不要太过，我们知道你家在哪里，你进出小心点……”威胁短信也源源不断。

邪居然压正？天理何在啊？偏偏我服软不服硬。我一边去派出所报了警，将恐吓电话做了备案；一边找到律师，咨询诉讼事宜。朋友洪流是位律师，他得知我的装修遭遇，决定帮助我，他很快给那家装修公司总经理发去了一封律师函，并且和那家装修公司的总经理进行了争锋相对的谈判。也许见我们动了真格的，对方很快作出了回应。最后，按相关法律规定，装修公司双倍赔偿了我家的水电工程款。之后，我另外请电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重修了电路。

虽然获得了赔偿，但我的心情并不轻松。通过此事，我感到深深的悲哀：在我家，需要男人做的事情，都是我在做。很多时候，我是个女人。更多时候，我是个男人，必须承担一个家庭中本该男人承担的责任。

妹妹在我搬进新家不久便转让了小店，回了芜湖，因为外甥9月要开学读一年级。妹妹走后，我一人独居偌大的房子，感觉十分清冷。每夜的每夜，我除了看书，就是写作，唯有如此，才能让自己感到充实，才会觉得黑夜并不太长。

2002年，除了分到新房，我还获得了一个政府荣誉——被评为第三届武汉市杰出外来务工青年，政府奖励了我一个武汉市户口。我回家迁户口时，父母十分高兴。对祖祖辈辈的农村人来说，一个城市户口比什么都重要。但我却没什么太大的惊喜，在外漂泊多年，户口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迁户口时，我顺便把父母接到了武汉居住，他们看着我亲手布置的家，抑制不住的欣喜。每天，爸爸负责扫地擦地，我负责做饭，妈妈负责洗碗。离家十多年，第一次享受到久违的天伦之乐。那时候，我们已经搬到新家楼下的办公室。上班下班十分方便。我在上班时，父母经常在楼下的院子里散步，偶尔会趴在我们办公室窗户的外面朝里面看，只要看到我，脸上就会绽开菊花般灿烂的笑容。有一次，他们上楼回家后怎么也打不开防盗门，于是跑到我办公室的窗户外面，扯着脖子喊我的名字，惊动了整个办公室。我又好气又好笑，赶紧跑出去，帮他们回家开门。

可惜，大半辈子走在泥巴路上的父母实在过不惯城里人的日子。他们不习惯用门禁卡，不习惯开关防盗门，不习惯上下楼梯，不习惯听普通话，不习惯城里人的冷漠神情，不习惯没有麻将的日子……在武汉呆不了一个月，他们就闹着要回家，尤其继父，总是惦记着地里的菜，什么时候该播种了，什么时候该施肥了，什么时候该收获了……念叨个不停，一直念到我送他们回家为止。

2002下半年至2004上半年，是我的精神备受煎熬的日子，我和川的感情正在发生巨大的裂变。我们彼此都感觉到了有些珍贵的东西正在离我们远去，但我们却无能为力去抓住它，或者说，并不想刻意去抓住它。我们彼此都意识到，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我们的故事也许已到该画句号的时候，但谁也不愿意主动去画那个圈。就好像，谁去画那个圈，谁就是无情的刽子手。

直到2002年底的一天晚上，川忽然主动说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话！

“我们……要不……离婚吧！”那天晚上，川打来电话，忽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让我猝不及防的话。“你怎么了？”我以为他出了什么事情，心里有些紧张。

“我没怎么，我只是觉得这样挂着不是个事情。”他似乎已经克服了难以启齿的艰难期，语言开始顺畅起来，“我觉得你已经不爱我了，我们没必要再这样拖下去，这样拖下去，对谁都不好，长痛不如短痛……”

就像一个酝酿已久的脓包疮被一刀切开，刹那间脓血迸溅，疼痛刺骨。如果把死亡的婚姻当做一颗肿瘤，即使勇敢地切除，也需要具备担待剧痛和生命危险的勇气。而那时的我，好像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所以一时愣住，又惊又痛！

早在2000年，我去广西出差，结识了一位精通命理的女作者王月。王姐帮我拆字算命，一番笔画加减后，她得出结论：“你必须改名，否则对你的婚姻不利!”这话我很早以前就听他人说过，所以也不以为意。后来，又有一个略懂测字算命的上海朋友，帮我测过字，说我的名字一定要改，否则一定会离婚。几个素不相识的人都异口同声让我改名，我开始动摇了。我听信了朋友们的建议，将名字中的“美”加了一个金旁，成了“镁”，读音未变，之后在杂志上署名一直用这个名字，期冀它会给我们的婚姻带来好运。可是，事实证明，改名对我的婚姻并没有起到逆转的作用。

我的内心纠结而矛盾的是，虽然这段婚姻让我觉得疲惫，觉得可有可无，可是却无法狠心放弃。因为我舍弃不了从15岁时开始、长达四五年的、交织着甜蜜和酸楚的暗恋；舍弃不了我和他患难与共、相依为命的那段时光；舍弃不了我生命中最纯美、最圣洁、最刻骨铭心的初恋……曾经，我相信爱情可以地老天荒，亘古不变。可是，经年累月后我惊恐地发现：世上没有不变的爱情！或许爱情真的没变，变的是我们看待它的心情。曾经，可以那么那么爱，如今，也可以那么那么不爱。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发现和蜕变！我不愿承认爱情如“画皮”，但事实上，爱情有时候恰如“画皮”——揭开美丽的面纱，背后是一具面目狰狞的骷髅。也许，骷髅从一开始便存在，只是自己一叶障目，没有发现。亦或者，根本没有什么骷髅，面纱背后依旧是美女，只是自己的心境变了，美女也被看成了骷髅。

继续爱，力不从心；就此放手，心有不甘。——不甘心相信原本如此美好、竭尽全力争取而来的东西，就这么撒手丢弃，不仅对不起自己当初的奋不顾身，也对不起对方的无辜相守。更重要的，分手不如挥别那么简单，而是一次精神上的生离死别！佛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夫妻俩的关系，就好比前世约好同行的乘客，约定一辈子不离不弃。可是，船行半路，有人却改了主意，决定分道扬镳，茫茫人海，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多么残忍而冷酷的结局！正因为无法面对这些，我才一直不忍主动给我们的故事画上句号。

所以，当他忽然主动提出“离婚”，我又惊又痛之下，竟然忍不住哭了起来，我边哭边问他：“为什么？为什么？”

“我想你肯定很想离婚，只是不愿先提出来，所以我干脆帮你提出来。”

“可我……不想离！”

说出这句话，我泪如雨下。只有我知道，不想离，不是因为还爱着，而是因为很不舍！——如果，如果我15岁时没有那样刻骨铭心地爱过他！可我也知道，即使我现在不愿意放手，我们的婚姻也只是暂时的苟延残喘。

此后很长时间，我一直纠结在放手还是继续中。放手，不舍；继续，不甘！

2003年正月十五，我独自去了普陀山进香。据说，这一天的许愿十分灵验。正月十四夜里，我站在黑黢黢的海边，面对不远处耸立着的巨大观音像，双手合十，泪如潮涌，我恳求菩萨指点我一条明路：放手，还是继续？菩萨无语，海水低吟，甚至没有一颗流星为我指明情路，我在海边直哭得肝肠寸断……

可是，当我回转身，自己依然必须面对一地泥泞。

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姐妹、武汉已故女记者樊南方生前曾写过一本书《谁的婚姻没虫眼》，而我想就此引申一下——谁的婚姻不患病？患病了如果积极诊治，一定也会康复如初。而我和川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及时而积极地去诊治患病的婚姻，只是听之任之，顺其自然。这样的后果，就是眼睁睁地看着它病入膏肓。在这场患病的婚姻中，我难咎其责——如果我多些家庭责任感，如果我和川勤于沟通，如果我多些温柔、多些女人味，如果我不那么专注于工作，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不那么争强好胜……我们的婚姻，也许就不会患病；如果患病后我们积极诊治，也许就不会病入膏肓。

80

好像从2002年起，我发现川开始吃斋念佛，并且剃了光头。有次我回上海，看到客厅的电视柜上供了一尊观音像，他早上起床后，净手焚香，穿上藏青色居士服，趴在地上磕头诵经。那一幕让我感到十分怪异，内心五味俱全。蓦然想起他18岁时说过的玩笑话：“我长大了要当和尚的……”莫非，一切都是因果注定？

他也曾向我传授过佛学，给我邮寄过各种宣传佛学光盘和书籍。我有些拆开看过，有些都没有拆开过。我崇尚一切真、善、美，但我的信仰在心里，我并不迷信各种教派。而川对佛教的信仰越来越沉迷，对我来说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他经常在业余时间去苏州的寺庙做义工，整夜诵经念佛。当我在武汉的家中挑灯夜战爬格子挣稿费的时候，他正穿着居士服，打坐念佛，希望菩萨带给他好运。我们，好像背离得越来越远了。

经常在晚上，他会给我打来电话，他会在电话里喋喋不休地和我谈佛学，我默默地听着，心里有些悲凉：是他与生俱来和佛教有缘，还是我对他的冷淡造成了他对佛教的迷恋？

我们在相互背离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也许，我们前世注定只能相伴走到这一程，以后的路程，各有各的目标和信仰陪伴。

离婚，最后还是我提出来的。之前的犹豫和纠结，最后还是化作了义无反顾的勇气，毅然决定挥刀挖掉这块患病的疮。和我一开始听到他说“离婚”时的反应一样，川一时无法接受，他说坚决不同意离婚。我很奇怪：“你之前不是主动说要离婚吗？”“那是为了试探你！”他说。我顿时无语。

决定一旦做出，便难收回。此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川做出了任何一个想挽回婚姻的男人该做的努力。他给我写信，回忆我们美好的过往，那些温馨的细节一次次让我泣不成声。读信的时候，我的心是柔软而疼痛的。也曾有过放弃离婚的念头，虽然眼前的婚姻已成鸡肋，但万一自己的下半生连根鸡肋也找不到呢？可是，回转身，却又渐渐变得铁石心肠——就这样抱着已经没有热度的婚姻度过一个又一个人生苦旅吗？还是长痛不如短痛吧。

那年“十一”国庆节，他来到武汉，恳切地挽留这段感情。他甚至宁愿就这样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武汉，偶尔团聚，相安无事。等到我俩各自退休，再在一起相伴终老。可在我看来，这哪像一对夫妻，哪像一个家？夫妻不像夫妻，朋友不像朋友。在一起寡淡无味，还不能追寻新的感情。这样的婚姻，是解放，还是桎梏？我问他：你觉得我们的后半生，就应该在这种长久的消耗中度过吗？他说：但这样总比离婚好。

这一次，我们虽然谈得平心静气，但却与和好无关。最后，他失落地回了上海。

离婚,是一场血泪合流的战争。十年婚姻，会把两个男人和女人捆绑成两棵盘根错节的树，关系错综复杂。十年夫妻，血脉亲情好比连体婴儿，怎么动刀都痛，怎么割都伤筋动骨，怎么分离都难免生死。

之后，他开始给我们相识的所有朋友打电话，有时是深更半夜，神经质般絮絮叨叨，请朋友们劝我不要和他离婚。可朋友们大都反过来劝他放过我，因为朋友们都看得出，我们已经不在一条路上，继续走下去，除了耗费生命，没有任何意义。他甚至对朋友说：“我要和她同归于尽……”朋友们都为我捏一把汗。但我知道，他只是说说而已，我认识的他，满身流淌着善良的血液。

那段时间我的工作也十分不顺，那时我已经调到知音励志刊《打工》，钱钧任执行副总编，点名要我去，说我是打工族的代表，最适合做《打工》。可事实证明，我却最不适合做《打工》，我不适合那种文风。而且每天加班到夜里十点，周而复始，头脑里像装满了浆糊，理不出一根清醒的线条。那时我每月编稿十多篇，可上稿率却十分低，经常只发一篇稿，或一篇都不发。可是每月依然必须出差，为期十天，必须发稿两篇以上才能报销差旅费，且其中一篇必须是出差当地稿。可想而知，编辑的压力多么大。

心力交瘁。偏头痛在那段时间也频频光顾我，疼痛欲裂时，去医院做了CT检查，怕有什么意外。结果，医生说我“血管过细、血流过速”导致，要我放松心情，修身养性，远离压力。偏偏那时钱总又逼我出差。某天，我一时情绪失控，拿着病历单，在钱总的办公室里大吵一架，我骂他“法西斯、没人性”，哭得震天动地，积压已久的委屈如滔滔江河，长泻不止。这是我在知音最失态的一次，也是最让我汗颜的一次。可是，职场是不相信眼泪的，所有挫折悲伤，只能自己承担。我是一个人，也是一家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忧伤盘旋在心里，情绪低落，莫名烦躁，好像患了抑郁症。傍晚，回到家，站在冷冰冰的厨房里，忽然感到没来由的沮丧和绝望。打拼这么多年，除了这套房子，得到的还有什么？

是谁说的：小时候，幸福是件简单的事；长大后，简单是件幸福的事。是我们的脚步太匆匆吗？一路狂奔，一路丢弃了花棉袄、开裆裤和沾满口水和鼻涕的童谣？想回去吗？不想。好不容易挣扎出那个噩梦，即使时光一定要倒回，就倒回到父亲去世前那一段吧。

那段时间，我经常在下班后回到家，推开厨房的门，却不知做什么果腹。我经常呆呆地倚靠着厨房的们，然后渐渐滑下来，直至瘫坐在冰冷的地砖上。有时候，我真想打开煤气阀，就这样，就这样静静地睡去。有时候，我会一下班就躺到沙发上，蜷缩着身子，不知不觉睡去。醒来时，已是晚上八九点，而我，依旧一点食欲都没有。

好在，川虽然是个固执的男人，却不是个冲动型的男人，更不是暴力型的男人。他虽然是个孤僻的男人，却是个善良的男人。所以，“同归于尽”的悲剧最终没有发生。几个月后，他同意离婚。

2004年6月1日，在我们当年拿结婚证的宝山区民政局，我们用大红缎面的结婚证，换到了两本紫红塑面的离婚证。

那天太阳很大，我们都带着墨镜，进入民政局后，我们都没有摘下墨镜，因为我们需要墨镜遮住肿胀发红的眼睛。

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那一刻，我看到一串泪水从川的墨镜下迅速滚落。我背转身，仰起头，不让泪水掉下来。我知道，这一刻，我失去了此生曾经最爱的人！我和我的初恋从此一刀两断！我也从此失去了一个亲人！就像一位加拿大女作家说的：离婚好像一次截肢手术，你活下来了，但也永远失去了什么。

没有孩子，没有太多的共同财产，我自愿放弃上海的房子，离婚原因是“性格不合”，手续十分简单。原以为工作人员会苦口婆心地劝说一番，谁知没有，整个过程利落得像是去银行换掉过期的存折。一切都结束了，这一年，我35岁！从15岁的暗恋，到35岁的分手，20年的感情走着走着便一头跌进了深渊，再也不能生还。谁的责任？当然是我的。在离婚这件事上，我从来不回避自己的责任。我提出离婚，就是对川的最大伤害。

从民政局出来，太阳亮得晃眼，我们的心里却泪雨滂沱。我记得，多年前我们在老家结婚时，却是一个阴雨天，多么讽刺的反差。

当天晚上，我在家里做了饭，我们默默无言地吃了最后一顿晚餐，然后分房而睡。第二天早晨，他依旧净手焚香，跪在佛像前念念有词。我知道他的心情极不平静，但愿佛祖能劝解他将怨恨化为慈悲，将悲伤化为宁静。

协议离婚时，川提出一个要求：暂时不要告诉双方家人我们离婚的事情。我自然愿意。我也不愿我的父母为我的离婚压上沉重的悲伤。

川还说，等他以后卖掉房子，会把钱分成三份，一份给我，一份给他母亲，一份捐给寺庙。我说那你怎么办？“我出家当和尚去。”他淡淡地说。我再次无语。我知道，现在唯一能够拯救他的，也许只有佛祖了。

但我极力劝他不要卖房，毕竟这是一个栖身之所。“卖了房子，你住到哪里去？”我问他。“那就等我以后宽裕了再补偿你吧，你跟我这么多年，也没享到我的福，我心里很不过意，我欠你的太多了……”说着说着，他就语咽了。我很庆幸，我和川都是难得的善良之辈，比起那些为了离婚打得头破血流、鱼死网破的夫妻来说，我们的分手多么安宁祥和。这也是我们的善缘吧！

我猜测川想卖掉房子，可能是因为还贷的压力所致，虽然此时他每月只需还银行600多元，但他在物业公司的收入并不高。我依然决定帮他。

离婚后，我曾将两笔稿费寄给他。有一笔他给退了回来，还有一笔他取款后寄给了我母亲。他拒绝我的帮助，以此维护他做男人的尊严，也以此表明他依然恨着我吧。之后，我的稿费地址上再也没有写过“上海”。

上海，从此成了我的词典中，一个包含着隐痛和忧伤的名词。

81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疗伤方式。对我来说，旅游和写作就是拯救我的良药。

离婚后不久，我独自去了一趟西藏，这里是我梦寐以求的圣殿。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圣湖纳木错湖边，我久久地跪拜，大口地喝水，还吞下细细的沙，因为我听说，喝了纳木错湖的水，将会忘却烦恼，一身健康——请不要笑话我，一个情陷混沌的人，是失去自我，是需要信仰支撑的。

早晨，我跟着一脸黑红、一身奶腥的**们一圈圈地围着布达拉宫转经，没有目的，没有思想，没有烦恼，也没有**。在大昭寺门口，我也像别人一样四肢着地磕长头，爬起来，跪下，再爬起来，再跪下。一个人逛遍哲蚌寺、甘丹寺与色拉寺，和穿紫红袈裟的小喇嘛聊天，听他念经，拍彩色经幡和金色的转经筒，站在寺院顶上、迎着阳光眯眼自拍……在这里，我还认识了几个日后成为哥们和姐们的朋友——拉萨著名的藏餐厅玛吉阿米的老板泽朗王清和老板娘向晖；著名诗人贺中；藏香大亨龙日江措；收留我做室友的四川女孩阿红……真想留下来不走，但这里没有一座寺院可以收留我。

一番梦游后回到武汉，我又活了过来，开始抖擞精神，投入写作。很多个失眠的夜晚，我把自己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写《我的苦难，我的大学》，一遍遍从头阅读，一遍遍加进遗漏的内容，一点点延长回忆，同时也在腾讯的文学专栏“灯下文字”连载，由此我也结识了很多素昧平生但又熟悉亲切的文学朋友，正是他们热情的跟帖鼓励，促使我不停地写下去。

那时候尚未想过发表，只想让自己忙碌起来，不至陷入抑郁的泥淖。苦难显才华，好运隐天资——是一个古罗马诗人说的吧。我并不觉得我有多少才华，但苦难确实能给人以动力，促使你去完成梦想。一无所有的人，反而无所畏惧；拥有一切的人，反而患得患失。

除了写作，友谊更是我的“驱魔棒”。一个人，如果一辈子没有一两个可以割头换颈的死党，应该是可悲的吧！

“亲爱的，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你要记着，至少还有我们在你身边，永远不离不弃。即使你独身一辈子，那么我们三人就一起养老。”死党王佳丽比我小好几岁，曾是我“粉丝”，后来应聘到知音后勤部门工作，一进知音就打听谁是“赵美萍”，后因工作上的接触，我们开始相识。我们一起住过知音东亭花园的宿舍，每天早晚一起上下班，一起吃饭逛街，情同姐妹。每个节日，我们必定在一起过，她必定会送我礼物。就是当年我帮妹妹在水果湖开的那个小饰品店，佳丽也帮了不少忙。

之后佳丽结了婚，她的老公也成了我的哥儿们。我们后来搬到知音花园后，她家便成了我的第二食堂，我生病了，她就是我的护士，我的保姆。我家的钥匙她有，她家的钥匙我有，我可以放心地交给她银行卡和密码，我和她之间没有秘密。某天，我心血来潮，跟她说想要个孩子，但不要婚姻。她语出惊人：“那你就生个私生子，我帮你养大！”人生得如此一知己，足矣。

为什么人总是说命运是公平的呢？因为它关掉你的一扇门，一定会为你开一扇窗。至于那扇门为何要被关闭，自有它的道理。而那扇窗因何被打开，也是情有可原。除了佳丽的友谊，陪我走过那一段泥泞的，还有个奇怪的小女孩儿——赵小猴。

说她奇怪，只因为我们只有一面之缘，她却从成都跑到武汉，从此赖着不走；她只比我小12岁，自己有爹妈，却又固执地叫我“老妈”；她很聪明，无师自通学会摄影，如今已是武汉小有名气的年轻摄影师，却又笨得可怜，人情世故什么都不懂，经常被骗也“骗人”；她很善良孝顺，却又抽烟喝酒泡吧玩叛逆；她有自己的名和姓，却一定要跟我姓赵，并改名叫小猴（因为她那时染了一头黄毛，因为我说她的性格像猴子）；她一会儿乖顺如猫，一会儿叛逆如猴；她的外表时尚另类，文字却又深沉冷酷；有时候乖巧听话得让我心花怒放，有时候又将我的生活折腾得翻江倒海；她是个强悍霸道的孩子，也是个敏感脆弱的孩子；我哭的时候，她陪着我哭；我笑的时候，她得意忘形；走路时，她要和我勾肩搭背，当着人面大声喊我“老妈”，只要有人注意，她便一脸得色；睡觉时，她要钻我被窝，即使被我踹下床，她也不气不馁；她嫉妒我对别人好，更嫉妒有男人喜欢我；每当有男人对我表示好感，她立即横刀立马，一副保护神的样子……

这是不是一个奇怪的孩子？

在我离婚后，小猴每个周末都从汉口来武昌陪伴我。那时她已在汉口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一份摄影的工作，收入颇高，可她偏偏是个“月光族”，每到月底，都要我接济才能度过最后一个星期。

每个周五的傍晚，我在办公室加班时，小猴总是拎着从车站旁边的小菜摊上买的番茄青菜从窗外晃过来，进到办公室，她会丢下菜兜，把我脖子一抱，亲昵地喊一声“老妈”，惹得同事纷纷侧目，我会轻呵她松开手，但她不管，即使拖把椅子坐过来，也要靠得紧紧的。她叫佳丽小姨妈，叫佳丽老公小姨父，好像真是我的女儿。

周六，我雷打不动要做卫生，她帮我擦地，但是她很快就会叹息着“好累”蜷缩到沙发上，像个疲倦的猫。或者，她去做饭，我做卫生。她会把厨房门锁上，不让我偷看她做什么，直到菜端出来，才露出一脸神气，等待我的评价。

我带她去过一些地方，湖南凤凰、上海、苏州、安徽芜湖……她帮我拍了很多照片，她的取景很特别，常常是别人忽略的角度。而她拍出来，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意境。在那段我的情绪和事业都陷入低谷的时候，我常常十分恍惚：这个自己改名“赵小猴”的孩子，是不是上帝派来解我寂寞的人？

在感情的空窗期，我的所有心思都用在了《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的写作和修改上。2004年9月，腾讯和作家出版社联合举办“QQ作家杯”文学大赛，有文友建议我投稿参赛，这时我刚写到百分之六十，为了尝试参赛，我利用“十一”国庆节的七天长假，闭门谢客，整整七天没有下楼，冰箱里早已存满蔬菜，我把小猴打发回了成都老家。我除了吃饭睡觉，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以每天八千至一万字的速度写作，到假期结束，我也终于完成了14万字的《我的苦难，我的大学》。也正因为仓促赶稿，使得本书后半部分文字粗糙，我十分不满，但已来不及修改。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次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投稿参赛，最后却大获成功。

2005年，是我36岁的本命年，好友郑蓝翔送了我一根从寺庙求来的红丝带，让我系在腰上，说能带来好运。果然，这一年，我的人生开始柳暗花明的转折。

年初，我的纪实散文《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获得了由团中央和全国青联联合主办的全国首届鲲鹏文学奖大赛散文组二等奖。在领奖台上，主持人一定要我谈谈感想，而我涨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几句词不达意的话：“苦难，其实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只要你不被它击倒，你就能完善自己、成就自己；只要你认真去做，没有做不到的事，只要你想，你就可以……”

同年5月，我的自传《我的困难，我的大学》出版，首印3万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女士为我的书写下“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题词。

令我始料未及的是，我原本只是个站在舞台边搭布景的人，却猝不及防地被人一掌推倒了舞台中央——报纸连载、签名售书、学校演讲、电视台访问接踵而来。忽然之间，我又披上了“名人”的外衣，成了励志的代表，成了中国的“大长今”……办公室的电话开始非比寻常地喧闹，大都是找我的。我只好拜托同事：但凡找我的，就说我出差了，请他们给我写信。不是我摆架子，而是我恪守一个准则：在外面无论多么风光，在单位一定要低调做人。多年前被嫉妒的伤害，让我学会了时刻夹起尾巴做人。

最初的兴奋平息后，惶惑取而代之。被瞩目和崇拜确实是很风光的事情，但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我不过是一口浅井，几锹就挖到了底，没有太深刻的内容。所以，当有人说我是在学张贤亮“出卖苦难”的时候，我开始反思：我真的是在出卖苦难吗？我内心的回答好像是否定的。苦难是我的财富，但我写出来并不意味着就是“出卖”，不可以说是“纪念”吗？不可以说是“共勉”吗？不可以说是“启迪”吗？好在，更多的读者从我的自传中读出了励志和共鸣。我办公桌上的读者来信与日俱增。每个月，我都要抽出两三天时间集中回信，一回便是数十封。更多的，还是从QQ上直接找我，有热心读者更为我建立了QQ读者群。一个加满了，再建一个，如今我的QQ里已有三个读者群，让我每天应接不暇。

“赵老师，为何书中没有提到你的感情生活呢？”

“那个带你到上海的老乡‘川’现在怎样了？”

“川是不是你的初恋对象？”

细心的读者此起彼伏地向我发问。

在我刚开始写自传的时候，我就曾问过川，我可不可以在书里写上你？他一口回绝：“不要写我。”当时，我尊重了他的意见。于是，他的名字便在我到上海后戛然而止。在那本书中，我只如实地描述到，他是我到上海打工的引路人。

可是如今，我还是将他披露了出来。我想披露的，不仅仅是他这个人，而是我一路走来的奋斗过程中，那段最刻骨铭心的情路历程。我决心要为我曾经的真爱画一个句号。川，对不起，哪怕你不愿意。

82

离婚之后，我就试想过，我的下半生，将会是另一种状态。但在我曾经做过的成千上万个的梦中，我从未梦想过有朝一日会远渡重洋，去往美国。这一切的来临，犹如一个魔术师变出的奇迹。

很早之前，我读过一篇关于“爱情苹果论”的文章，说上帝在让男人女人相爱之初，故意将一个完美的苹果切开，抛向不同方向，然后让他们彼此寻找，找到了就是完美的爱情。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爱情并不完美，说明对方就不是从你身上切开的那一半。所以我想，既然如今命运将我们这只爱的苹果一分为二，那么就一定还有另一半更适合我的苹果正在苦苦寻觅，等着与我重逢。我所要做的，不过是耐心等待。

我一直喜欢用浮萍和狗尾巴草形容自己，前者漂浮不定，后者朴素卑微。而且我的性格中，似乎也有这两种植物的共性——简单、谦卑、淡泊。我喜欢简单做人，默默做事，不喜张扬，厌恶虚伪，讨厌做作。而我要等到的那个人，也一定具备着这些素质和品性，能给我安全感和安定感。否则，他再完美，也不是属于我的那一半苹果。潜意识里，我的爱情在远处，在遥不可及的地方，等着我。那个人不需要太高大帅气，不需要太富有，不需要太年轻，甚至不需要太强壮，但他一定要有父亲般的宽厚与智慧，疼我如女儿，爱我如情人，我可以在他怀里撒娇，可以牵着他的衣角走天下。他是一本百科全书，我所有不明白的事情都能在他那里得到答案。

老天真的很眷顾我，虽然它总是喜欢用一种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方式。

2005年12月初的一天中午，我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您好，我是美国长途，我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您办公室的电话，我姓甄……”因为当时我急着和同事出去吃饭，我甚至没能好好听完他的自我介绍，也没给他我的私人电话，只是匆匆地告诉了他我的电子邮箱。然后，他在一连串的“谢谢”和“OK”中挂了电话。

当晚，我在偏头痛的折磨中打开电脑，查收稿件，却赫然发现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邮件静静地守候在那里。这是一封没有任何华丽辞藻的信，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让人感动的真诚。这封信我只字未改，实录如下：

小赵：

你好！我叫甄XX。对于我今天中午冒昧的电话打扰，在此深表歉意，并祈谅！

我大哥前几天无意看到重庆电视台对你的采访，你的仪表和采访过程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由于家人一直在关心我的婚姻问题，所以他将你的情况及时转告给我。根据你坎坷的生活经历和自强的性格，我相信你对婚姻的追求将不会带有一般世俗的观念，如果你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你将会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所以，在听完我大哥的介绍后，我情不自禁地由你而联想到我一直寻觅的生活知音和伴侣。由此便发生了上述我向你道歉和发这份电邮的原因。

下面将我的情况简单给你介绍一下：

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祖籍在湖北新州，我是在湖北恩施长大，后到武汉华工读书，有两个哥哥，他们及其家人都在国内。1986年底我从外贸部（现在的外经贸部）辞职赴美读MBA，毕业后留美工作。1991年开始自己创业至今。我从事的主要是国际贸易，由于业务需要，我每年都会往返中美之间。

我的最大优点是真诚、善良、感情专一，另外有很强的责任心、办事认真、性格开朗、乐观和幽默。至于我性格中追求完美这点，不知是优点还是缺点。如果我们有缘，你将会在与我相识的过程中发现我的很多优点，当然也肯定会找到一些缺点。我不属于那种非常优秀杰出的男士，更不是英俊的帅哥，但我有一颗真诚、善良、感情专一的爱心，特别是经历了婚姻的坎坷，更加懂得和珍惜爱情、婚姻和生活。如果我们既有缘又有份，我深信我们今后无论是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都将非常幸福。

我有两个小孩，女儿明年上医学院，儿子现上高中，她们都很爱我，都希望我能有个幸福的家。再者，他们都大了，马上都要独立生活了。所以他们对我今后的家庭生活将不会有任何负面影响。

现附上几张我今年8月在北京家中的照片，希望你喜欢。

今天初次与你联系就罗嗦了这么多，真有点不好意思。

我的电话是001-……，电子信箱是……。希望收到你的回复。

XXX

2005年12月5日

我承认，这封陌生的来信似乎有一种魔力，将我从头痛后遗症的眩晕状态中拽出来，似乎有些新鲜的血液涌进了血管。当时，他不是唯一追求我的人，可其他追求我的人如同海市蜃楼，虽然近在咫尺，却让人捉摸不透。唯有他，远在天涯，却让我感到像土地一样踏实。

然后，我们通了66封电子邮件。他打中文字很慢，一封800字的信，可能会写两小时。一个半月后，我给了他我的私人电话，结束了他的写邮件之苦，从而他改为每天给我打两个电话，一早一晚。最长的一次，我们通了整整四个小时。他很健谈，风趣幽默，他比我大15岁，却感觉不到代沟。我们的身世和经历也大致相同：都是自幼丧父，靠着自己的奋斗出人头地；他不高不帅，但睿智聪慧；他的年龄足以做我的兄长，他的学识足以做我的百科全书，他的阅历足以做我的生活导师，他的成功足以让我后半生生活无忧……这就足够了。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2006年春节。我们选择了温暖的云南开始我们的爱情之旅。整个旅程中，他都通过旅行社订了两个房间，这是一种让我感动的尊重。晚上，我们互道晚安回到各自的房间，然后会在房间里通很久的电话，那种状态十分美好而奇妙，似乎回到了纯洁的初恋时代。由于在海外生活已久，他十分有绅士风度，上车之前，他会帮我先开车门；出门进门，会推开门让我先走；对待服务员态度亲切；点菜量力而为绝不铺张浪费；夹菜时坚持用公筷；嘴里有饭菜时不说话；他还有点小小的洁癖，打喷嚏会转过身用纸巾捂住口鼻；几乎不说脏话，从不随地吐痰；每天更换衬衣、内裤和袜子……

为了我们有更多的交流机会，彼此加深了解，在之后的两年里，他多次往返中美之间，并在距我单位咫尺之遥的东湖之滨买了房子，他亲自设计和装修，为我构造了一个浪漫婚房。

我曾好奇地问过他：我一出身农家、二没有文凭、三不会英语，我俩之间的差距比中国到美国还远，你考虑过没有？你为何不找一个与你“门当户对”的女人？他认真地说：最主要的，我看中了你的品格、善良、坚韧和毅力，一个吃过苦、从社会底层靠着自己的努力奋斗出来的人，才能更懂得珍惜、懂得付出，我相信你会十分珍惜我们今后的幸福生活。女人到处有，但懂得珍惜和付出的女人，却不见得太多，我希望我的选择没错。

2007年9月20日，在经过21个月的磨合之后，我们在武汉领取了结婚证。他原本计划举行一个隆重盛大、全武汉独一无二的婚礼（这是他完美主义的性格使然），他连礼服和皮鞋都从美国买好带来了，我的婚纱也购置了。但我最后还是决定不举行婚礼，这也许正是我“浮萍”和“狗尾巴草”的性格使然。我不喜欢被关注和聚焦，更不愿意被羡慕和嫉妒，我只要平平淡淡的快乐和幸福。对于我的决定，他说：我尊重你，不过你以后不要感到遗憾和后悔。其实，遗憾当然有一点，但我一点不后悔。日子是过给自己感受的，而非过给别人看的。而我最不愿看到那些轰轰烈烈地开始、凄凄惨惨地结束的婚姻。就像唱歌，调子起高了，很容易扯破自己的喉咙。

11月底，我们飞往法国度蜜月。蓝天之下，白云之上，我将自己的手掌放置于他的手心，他的手心肥厚而柔软，让人无比宽心。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便是此刻的心境了。我也知道，身处云端毕竟是极少的时光，我们更多的日子是从云端降落地面之后开始。

2008年夏天，那时我第二次来到美国。某天，他带我去休斯顿环境最优美的一个小区看地。说想要亲自设计、建造一个理想的家，和我开始新的生活。他是个要求完美的人，任何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最后，他订了这个小区里三面环水的一块地。签完购房合同第二天，因为我假期已满，他陪我回到中国。然后，他一边在中国陪我，一边通过网络，和美国设计师一起修改和完善建房图纸。半年后，他独自回到美国去建房，说等我再次去美国时，一定会给我一个大惊醒。

当我2009年10月来到美国时，惊喜果然一个接一个。

他把我从机场接回家，在我们那条街的尽头，迎接我的是一幢城堡一样的大房子，远远的，就能看到大气的深红色屋顶。一开家门，空气中飘着鸡汤的香味。他说：你这一路折腾了二十多个小时，我想你现在最想吃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一碗粥或一碗汤吧，在去机场之前，我都熬好了，你喜欢喝哪个？

刹那间，眼睛便有些湿润了。

喝完鸡汤，我不顾时差带来的疲倦，像个新奇的客人一样环顾我们的新家，他则像个好客的主人，带我四处观赏。“看，这是你要的中国式厨房，我还特意安装了只有餐馆才会有的大炉灶，希望你能大展身手。”“看，楼上有四个房间和四个阳台，随便你在哪个房间写作，都很安静，四面的风景也各不相同。”“看，这里是我给你的自留地，你不是喜欢玫瑰吗？等明年春天，我们就把这里种满玫瑰，坐在客厅就能看得见……”

生平第一次，有了被人宠爱、被人呵护的感觉。生平第一次，感到如释重负和坐享其成的窃喜——就像一个长途跋涉、历尽坎坷的旅人，忽然无意中闯进一个锦绣灿烂的花园，并且有人告诉你：这里将永远属于你——这样的结局，也许是命运犒赏给我苦尽甘来的最好礼物吧？

尾声：

又是一年芳草绿，我坐在休斯顿家中，修改着《我的苦难，我的大学》。手边，是一杯余香袅袅的现磨咖啡。放眼望去，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外，天高云阔，干净透明。四周如此宁静，微风吹过我亲手种植的玫瑰，花朵大若牡丹，摇曳生姿，灿烂热烈。在一株茂盛的玫瑰树下，掩藏着一窝白里透青的鸭蛋，一只母鸭每天上午恪尽职守地趴在窝中孵蛋，大约四个星期后，一群小生命便会破壳而出。傍晚时分，当夕阳挂在西边邻家的屋顶处摇摇欲坠时，我会站在湖边的木码头上，掰碎面包洒向湖面，野鸭们会扑棱棱从远处飞来吞食，水里的大嘴鲶鱼也会钻出水面，与鸭子们进行一场抢食大战。而我家后院的菜园里，豇豆已经开花，韭菜郁郁葱葱，小葱细嫩翠绿，莴苣正在成长。

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你现在是阔太太了，不会再想工作了吧？”如今，经常有读者朋友在QQ上戏谑我。我回答他们：“工作好比我的左手，家庭好比我的右手，任何一方的缺失，我的生活都不会完整。而且，对我来说，工作着是自信、充实和快乐的。人，如果没有目标地活着，便成了一个空心人。”

何况，单位领导十分善解人意，并没有要求我立即辞职，而是准许我以“知音海外版驻美国特约编辑、记者”的形式，继续为单位写稿和组稿。

常常，我写罢稿件，便去洗手做羹汤。从前我不会的，现在都要一一学起，蒸一条鱼、炖一锅肉、炒一个青菜，都是女人的必修课。即使我的文字中从此多了一丝烟火气，但我相信，那也是香浓味美的、令人回味的。

如今，我已逐渐适应了休斯顿恬淡悠闲的生活。从周一到周四的上午，我会开车去附近的一个社区大学英语，从最低的Lower1开始学起。对于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熟的我来说，学英语确实存在一定难度，但这是我在美国生存下去的必经之路，再难，我也得走过它。我相信，命运把我推到这里，对我是一个考验，也是一种激励。也许数年后，我会用英文写下我的故事，告诉更多的美国人：一个中国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故事。